我的母親是1920年生人，結婚時才16周歲。當時母親剛從小學畢業，考入太原市女子師範學校。母親晚年對我說，當時薄一波剛到太原，大概是為了聯絡感情吧，還參加了他們的婚禮。1936年11月，傅作義率部在綏遠（今內蒙古地區）打敗日偽軍並收複百靈廟一帶，這一勝利大大鼓舞了全國人民的士氣。為此，新婚燕爾的父親曾率太原市各界慰問團前去慰問。
為了對抗日青年進行培訓，犧盟會成立了軍政訓練委員會，下設軍政訓練班、犧盟特派員訓練班、民訓幹部團等機構。1937年元旦前後，父親曾擔任犧盟特派員訓練班教務處幹事、民訓幹部團政治處千事、軍政訓練班指導員等職務。民訓幹部團共有7個隊，各隊的指導員是：一隊張雋軒，二隊牛佩琮，三隊李一清、劉有光，四隊王鶴峰，五隊智力展，六隊楊獻珍，七隊雷任民。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張雋軒當過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是父親的頂頭上司；李一清當過中南局第一書記，牛佩琮當過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副主任，劉有光當過七機部副部長，王鶴峰當過中共黑龍江省委副書記，楊獻珍當過中央黨校校長，提出了引起爭議的“合二而一”論，雷任民當過對外貿易部第一副部長，都是非常能幹的人物。
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父親還和牛佩琮的二哥牛佩瑤共同辦過一個刊物，名叫《最後的生路》。
四、二戰區的內部鬥爭和新舊摩擦
七七事變以後，犧盟會一麵派人深入備縣組織抗日政權，一麵將其成員編入決死隊、工人保衛隊和政衛隊（統稱為“新軍”），分別開赴晉東南和晉西北等地。決死隊的全稱是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一開始分四個總隊，後來擴大為四個縱隊。為了提高晉綏軍（統稱為“舊軍”）的戰鬥力，閻錫山要求犧盟會派遣政工幹部。於是，父親擔任了閻錫山警衛師第六十六師第一團政治部主任。由於戰事緊迫，父親讓他的助手焦實吾護送家屬先回老家，自己隨部隊撤退。母親從小在城市長大，從來沒有去過鄉下。當時定襄的主食是很難消化的高梁麵，因此母親感到極不適應。返回家鄉後，蔣介石和閻錫山在忻口地區部署重兵，準備與曰寇決一死戰。為此，母親又隨爺爺奶奶離開老家向西逃難。為了迎娶母親，奶奶在家鄉準備了全新被褥和結婚用品，這時也隻好委托遠房的侄孫看管。此人與父親同齡，卻與我同輩。抗戰勝利後，這些東西失去蹤影。每當提起此事，奶奶總是傷心不已。
山西抗敵決死隊佩戴的臂章、山西犧盟會會員證。
1937年11月，因為敵我力量懸殊，閻錫山準備放棄太原。聽父親說，當時他和部隊失去聯係，隻好騎著馬帶著一個警衛員向南撤退。一路上從前線退下來的傷兵很多，這些人受傷後沒有人管，心裏充滿怨恨，看到當官的就打黑槍。於是父親隻好把手槍藏起來，輕易不敢暴露。
1938年年初，閻錫山暫時在臨汾立足，原軍政訓練委員會政訓處改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行營政治處，父親也從六十六師調到行營政治處工作。這一年秋天，二戰區司令部移駐臨汾以西的吉縣，行營政治處改為政治部，劉岱峰和張亦山先後擔任該部組織課課長，父親任副課長。張亦山是湖南人，早在大革命時代就是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的負責人。後來因故脫黨，被視為叛徒。他知道父親與梁化之關係密切，便經常在父親麵前發牢騷，說組織課沒有實權，並對梁化之把軍政大權交給犧盟會、決死隊表示不滿。起初父親覺得他妄自尊大，過於看重權力。時間一長，就向梁化之作了反映。梁聽了之後對父親說：“亦山是有經驗的，他說這些話，絕不是出於個人意氣，而是決死隊裏確實有問題。”父親問有什麼問題，梁回答說：“有共產黨的問題。”當時閻錫山是不允許共產黨公開活動的，因此犧盟會和決死隊的共產黨組織都處於地下狀態。如果誰“有共產黨的問題”，那就是抗日的異己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