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1932年，父親與定襄龍門的齊迎芳（又名齊迎珍、後改名齊珂）結婚。齊迎芳也是國民師範的學生。不久她懷了孕，因為怕別人看出，便把肚子勒緊，結果使胎兒大受影響。因此我大哥出生後身體瘦弱，骨骼也發育不良。聽奶奶說，大哥出生後，他的母親不想要他，天天鬧著要出去工作。父親是獨生子，奶奶將大哥視若掌上明珠，為此婆媳之間沒有少鬧摩擦。父親是個孝子，他說服不了妻子，隻好協議離婚。聽大哥說他母親離婚後參加了犧盟會並投身革命，隨後又嫁過好幾個人，時間都很短，其中最顯赫的是當過副總參謀長的李達上將。1949年以後，她在第一機械工業部工會工作，不知什麼原因犯了錯誤，被貶到山西潞安的一個地質勘探隊。“文革”前又與太原鋼鐵廠的一個工人結婚，好像還和父親見過一麵。後來她又回到北京。關於齊迎芳的經曆，薄一波比較了解，其中有些事是大哥在19世紀50年代初期聽薄一波講的。大哥說他的母親脾氣不好，性格古怪，一生坎坷。這也印證了“性格決定命運”那句老話。
1933年父親從國民師範畢業後想從事文化工作。因為校長馮司直對他比較賞識，便介紹他去找閻錫山的機要秘書梁化之。梁化之字敦厚，閻錫山的姨表侄，定襄縣師家灣村人。他1932年畢業於山西大學，是山西著名學者張貫三的得意門生。由於是近親，閻錫山對他非常信任，讓他掌管自己的私人印信和特費開支。當時閻錫山為了吸引人才，專門拿出大筆經費支持青年團體的活動。為此，父親與郭慶華、耿恒逵、張以忠等同學成立了“太原植社”，順利地從梁化之那裏領到300元開辦費和每月150元的津貼。太原植社成立後，開了一個小型圖書館，辦了一個《生生半月刊》雜誌。當時領取津貼的團體很多，比較著名的有李冠洋領導的“青年救國團”，邱仰俊領導的“建設救國社”，李暢生和楊貞吉領導的“民眾監政會”，續如楫領導的“文山讀書會”等。因為每個月要領取活動經費，父親與梁化之逐漸熟悉起來。
1934年秋，父親考取山西大學法學院經濟係，但由於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緊逼，華北形勢日益緊張，因此他雖然考上大學，卻沒有安心讀書，而是致力於抗日救亡的活動。不久，梁化之向父親透露，由於形勢的變化，閻錫山想把他津貼的各個團體合並起來。梁還表示，他對植社希望很大，合並之後要讓植社占一席之地。為了提高植社的地位，梁化之在《生生半月刊》發表署名文章，標題是《談談青年的出路問題》。在這篇文章中，梁化之闡述了閻錫山“按勞分配”的理論，並提出青年要積極行動起來，投身於“社會主義革命”。文章發表後，父親和他的同伴都很高興，認為替刊物增光不少。
1936年春紅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以後，閻錫山成立“主張公道團”進行抵抗。隨後，閻錫山根據形勢的發展將備團體合並為“自強救國同誌會”，由他自任會長，梁化之擔任總千事。自強救國同誌會下設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商人五個委員會。太原植社由於人數太少，隻分到一個委員，由郭慶華擔任。從此，山西各青年團體由梁化之直接領導，梁儼然成為山西青年運動的領袖。
1936年夏，自強救國同誌會組織“暑期健身團”，對抗日救亡青年進行軍事訓練。暑期健身團由梁化之和劉岱峰負責。劉岱峰1932年參加共產黨，1935年被捕後因宣布脫黨而獲釋。直到1945年才由鄧小平、薄一波介紹重新入黨。1949年以後，他擔任過雲南省副省長、國家經委副主任、國家建委副主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國家物價委副主任等職務。
由於山西的抗日救亡運動受到當局的支持，所以北平的愛國學生在“一二·九”運動退潮後紛紛來到太原。在這種形勢下，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於9月在太原成立。隨後，薄一波經閻錫山邀請來到山西，參加了犧盟會的領導工作。
這一年10月，父親與母親增祥鴻結婚。母親是滿族人。聽母親說她的父親有兄弟四人，老大增禧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生物係。辛亥革命時，為了避免平民傷亡，他以滿洲城守尉的身份與革命黨進行談判。辛亥革命後，他先後在太原一中和山西大學教授生物、美術。由於他擅長工筆畫和指畫，1929年馮玉祥客居太原晉祠時曾經向他學畫。抗日戰爭期間，日偽政府請他出任山西省教育廳廳長，他拒絕接受。一名日本軍官慕名向他求畫，也被他婉拒。此外，他還精通醫學並以婦科見長，是近代山西既有民族氣節，又多才多藝的人物。外祖父增賢排行老二，一直是普通職員。外祖母姓郝，是太原市半坡街人。在外祖父兄弟四人中，我隻見過老四，我們叫他四姥爺。聽四姥爺說，他小時候每天早上天還不亮就要起床，起床後首先要到大哥床前背書。因此他也考取官費留學日本，學的是無線電專業。四姥爺一生都在鐵路部門工作，直到“文革”才去世。由於他精通日文，所以在“文革”時他就向我介紹日本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