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返回二戰區以後，被調回政治部擔任秘書，實際上主要為梁化之服務。這時他發現秋林、上葫蘆地區的空氣異常凝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非常緊張。1939年11月，在小小的秋林鎮居然有兩個大會同時召開。一個是民族革命同誌會代表大會，一個是民族革命青年團（簡稱“民青”）的擴大幹部會議。兩個組織都是1938年在臨汾成立的。前者的主要成員是被視為頑固派的舊人，後者的核心成員是被視為新生代的犧盟會骨幹。大會閉幕後，前者組織了提燈遊行，後者舉行了火炬遊行，可見雙方的矛盾鬥爭已經趨於白熱化。大家都打著孫中山“民族革命”的旗號，卻有不可調和的矛盾。為此，梁化之非常苦悶，每天打針吃藥也無濟於事。
在此之前，梁化之知道駐紮在晉西北的工衛旅和決死四縱隊經常發生摩擦，便派張亦山去了解情況。工衛旅和決死隊都是犧盟會的產物，但是在犧盟會內部，卻出現了以梁化之和薄一波為首的兩派。為此，張亦山針對犧盟會的“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和“反對投降、反對分裂、反對倒退”等口號，提出了“組織上純潔，政治上進步”的主張。他認為，“沒有組織上的純潔，就談不上政治上的進步。”梁化之對張亦山的主張非常讚賞。他說：“不求組織上的純潔，隻講政治上的進步，結果就沒有我們自己，全變成共產黨的力量了。”
五、“民青”決議與晉西事變
大約在1939年11月下旬，梁化之在秋林召開“民青”常委會擴大會議，討論犧盟會內部的一些問題。參加會議的人有犧盟總會負責人牛蔭冠、二戰區政治部秘書主任劉岱峰、決死二縱隊政治主任韓鈞以及張亦山等十餘人。劉、韓二人的妻子張玉梅、張玉蘭是親姐妹，再加上思想接近，觀點一致，所以會議一開始，他們就把矛頭指向張亦山，對他進行嚴厲的批判。為此張麵紅耳赤，梁化之也非常生氣。最後，與會者提出決議草案，要求對張進行處分時，梁化之終於坐不住了。他說“這樣的會我不能主持”，便拂袖而去。隨後，大家又把他拉回會場，並作出撤銷張亦山“民青”常委以及政治部的職務，並把他派到晉東南去。
這次會議對梁化之打擊很大。會議以後，他因為不放心韓鈞，便把韓留在秋林，不讓他返回部隊。但是，韓鈞因為另有所謀便不辭而別，從小路返回駐地。1939年12月12日，也就是西安事變三周年紀念日，韓鈞發表通電痛斥王靖國、陳長捷等人勾結日寇進攻決死二縱隊。為此，決死二縱隊全體指戰員決心堅持抗戰到底，誓死討伐王、陳叛軍。王靖國是第19軍軍長，陳長捷是第61軍軍長，二人能征善戰，是晉綏軍的核心人物。他們與決死隊常有摩擦是可能的，但是說他們勾結日寇，賣國求榮，卻言過其實。
晉西事變以後，犧盟會的人紛紛離開二戰區，有的去了晉東南，有的投奔延安。第二年1月，梁膺庸也帶領一部分民大的幹部學生去了延安。於是梁化之派父親到民大收拾局麵。父親到了民大以後，發現還有一些人願意到延安去。當時父親雖然不希望把二戰區和延安對立起來，但是他認為應該尊重自由意誌和個人選擇。所以他給那些想去延安的幹部學生開了路條，先後送走一二百人。這件事引起梁化之的不滿，不久梁命令民大從距離延安較近的陝西宜川遷到了陝西韓城。“文革”中我曾經問父親：“當時你為什麼不去延安？”父親回答說：“如果我去了延安，怎麼能有你們？”後來父親曾反複檢討自己革命意誌淡漠，有濃厚的家庭觀念和封建主義思想。這或許是同一件事情的兩種解釋。
韓鈞1912年出生於河南省新安縣，13歲考入省立洛陽第四師範學校後，曾與同學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被學校視為“危險分子”。1929年春，他因參加學潮被學校開除。1931年到了北平後考入中國大學，並投入抗日救亡運動。第二年，他加入共青團，因組織抗日義勇軍被逮捕。1933年，他在北平草嵐子監獄（時稱軍人反省分院）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薄一波也在這個監獄。1936年秋，韓鈞出獄後與薄一波等人組成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一同來到太原，擔任犧盟會軍政訓練委員會幹事。決死隊成立後，他出任決死二總隊政治主任。
晉西事變後，韓鈞曾去延安學習，並擔任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司令部秘書長，協助司令員賀龍工作。抗戰勝利後，他回到河南擔任中共豫西二地委委員兼軍分區司令。1948年洛陽戰役，他參加北平和平談判。1949年3月23日，他“因疲勞過度突然去世，時年37歲”。這是我從網上搜索到的有關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