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947年以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反攻。為了解決兵員和糧食問題，閻錫山在推行“兵農合一”的基礎上，開始在晉中各縣和太原市實行“三自傳訓”。所謂“三自”，是“自清、自衛、自治”的意思。“自清”就是要老百姓自己肅清偽裝分子，“自衛”就是在肅清偽裝分子以後組織起來保衛自己，“自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所謂“傳訓”，是傳習集訓的意思。因此三自傳訓往往要把群眾集中起來，編成訓練小組，互相揭發，互相監視，造成一種恐怖不安、人人自危的局麵。小組揭發之後，還要召開群眾大會，坦白好的可以“轉生”，拒絕坦白的繼續批鬥，甚至用亂棍打死。“文革”期間，僅僅是小學教師的母親在太原市杏花嶺體育場被大會批鬥，讓她感到頗有“三自傳訓”的滋味。
作為太原市“三自傳訓”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父親對這種做法雖然極其反感，卻又無能為力，所以無論大會小會他總是派助手焦實吾參加。有一次焦實吾在電話裏說，有人發現一個共產黨嫌疑分子，不知該如何處理。父親趕到現場後，估計這人是從陽曲縣潛入太原的地下工作者，但還是以證據不足為由予以釋放。1949年以後，父親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平安無事，就是因為他處理任何事情都問心無愧，也從來沒有幹過加害於人的事。
為了在學生中開展“三自傳訓”，梁化之於1947年秋成立山西省學生軍訓總指揮部。梁化之任總指揮，父親任副總指揮兼政訓處主任，特種警憲指揮處副處長蘭風任專職副主任。成立學生軍訓總指揮部的目的，是要在學校中進行“三自傳訓”。一開始，蘭風從特警處抽調一批人員分派備校成立“自清小組”，組織學生“自白轉生”。轉生不了的就召開大會進行鬥爭，或送軍訓總指揮部所屬“自清特訓大隊”集訓。凡自白轉生的學生，一律成為華北通訊社社員，以通訊報道、學術研究和文化娛樂等方式來吸引青年學生。
1948年3月，正當太原市備學校開展三自傳訓的時候，父親以國大代表的身份去南京參加第一屆國民大會。由於這次大會以後就要行使憲政，因此這次大會被稱為“行憲國大”。我曾在一份材料上看到，按規定每個市縣隻有一個代表的名額，太原市長白誌沂是定襄人，也想當國大代表，因此父親是以太原市代表的身份參加國民大會的。“文革”中聽父親說，當時蔣介石肯定要當總統，孫科和李宗仁為了爭奪副總統，把大會搞得烏煙瘴氣。這當然是他多年以後的想法了，至於當時他是怎麼想的，已不得而知。不過，當時胡適也參加了這一屆國民大會，當胡適得知李宗仁準備參加副總統競選時，還特意寫信予以鼓勵。胡適認為，這是實行憲政後的第一次大選，所以要多一些人參加競選，才能充分表現民主的精神。
1948年5月父親從南京返回太原後，擔任了山西省訓練團教育長。省訓團是一個專門培訓縣長、專員的臨時機構。由於在內戰中節節敗退，山西各地縣長、專員一級的幹部先後逃回太原。為了死守太原，閻錫山成立了這樣一個機構。
這時，解放軍已經攻克晉南重鎮臨汾，正在晉中一帶集結，準備發動晉中戰役。閻錫山為了固守太原，也在太原周圍挖戰壕、築碉堡，準備頑強抵抗。眼看著一場惡戰不可避免，太原市民紛紛到外地避難。估計到北平是文化古城，戰爭不會過於激烈，因此父親讓我們全家乘飛機逃到北平，在王府井附近的小草場胡同賃屋居住。聽說這是一個達官貴人的舊宅，我家住在後院的五間平房裏，李冠洋家住在前院。我隱約記得前院房子高大，後院則有假山。當時我們家買了許多麵粉，堆在屋裏，像一堵牆似的。後來我問母親為什麼要買那麼多麵粉，母親說由於北平也被包圍，日常用品極其匱乏，儲存麵粉是為了以物易物，關鍵時候實物比大洋更有用。後來我在胡適給二兒子的信中看到，當年他離開北平時家裏也有許多麵粉應付急用。與北平相比，太原的情況更糟糕。由於被軍隊圍得水泄不通，南京政府經常要派飛機向太原空投一種缺乏營養的紅大米。聽二哥說，“文革”後期他調到太原重機學院時，一位老職員知道他的身世，還對父親感激不已。因為當年父親給了他一袋紅大米，讓他們一家渡過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