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使我想起手頭這張報紙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青年導報究竟是一個什麼報紙》。該文被安排在讀者信箱中，其中有這樣幾句：“本報係三日刊，一切消息不能依賴通訊社供給，所以都是綜合報導和專訪的性質，這是和旁的報紙不一樣的。”這說明，《青年導報》雖然是閻錫山的一份“黨報”，但是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父親他們卻能夠堅持新聞獨立、言論自由的理念辦報，很不容易。
張頷說，來市分會的時候，杜任之交給他的任務是利用這個合法陣地，搞一些民主文化活動。至於具體工作，杜任之從來不過問。他還說，當時報紙的重要文章都是我父親和趙宗複寫的，大部分通訊員由趙宗複領導的進山中學學生擔任，其中有個“特一號通訊員”衛興華，後來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全國知名的經濟學家。“文革”中就因為這個“特一號”的頭銜，被當作第一號特務揪鬥。
張頷告訴我，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他就在法院的一份布告中看到《青年導報》被定性為反動報紙，這讓他非常寒心。另外，還有個名叫餘振的人也是通訊員。餘振後來擔任過北大和清華的俄語係副主任，是全國第一流的俄語專家，可惜在1957年時被打成右派。他還告訴我，1949年以後，有些從老區來的人對他們極為排斥，就連杜任之、趙宗複這樣的人也備受冷遇。這些人的理由是：“我們在前線打仗，你們在城裏享福。”其實，杜任之和趙宗複為了革命都蹲過監獄，他們沒有想到革命成功後會有這種情況。
基於這些原因，張頷決心遠離政治，主動從統戰部調到文物局，專門從事考古研究。1965年冬，山西省侯馬市出土大批刻有古代文字的石片和玉片，這些文字如天書般無法辨認。經張頷研究，認為這些東西可能與祭祀有關，於是他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的《文物》雜誌上。該文被當時擔任國家文物局長的王冶秋推薦給郭沫若，郭認為這些文字是先秦盟書，便寫下《侯馬盟書試探》，對張頷的看法予以肯定。“文革”期間，張頷在這篇文章的啟發下，經過多年研究，終於把這些盟書殘片辨認出來。“文革”結束後，張頷整理出版的《侯馬盟書》被考古學界評選為當代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並受到日本同行充分的肯定。
除了《青年導報》之外，父親還辦了一個“青年俱樂部”。該俱樂部根據當時的國內外形勢，開展了擁護和平、反對內戰和揭露社會黑暗的宣傳活動。這時的梁化之，已經擔任山西省政府代主席，並將流工隊改組為山西特種警憲指揮處，簡稱“特警處”。該處由梁任處長，徐端任代處長。為了爭取青年學生，徐端派親信在太原市各學校秘密成立“晉風社”。當時父親還兼任學生軍訓總指揮部副總指揮兼政訓處長，全麵負責學生工作。他發現晉風社的後台是徐端後，宣布這是一個非法組織並予以取締，並宣布凡是參加晉風社的，隻要向同誌會校分會聲明就不加追究，否則一律以參加非法活動論處。這樣一來，許多已參加了晉風社的學生便紛紛到校分會去聲明退出。
晉風社被取締後，徐端向梁化之告了一狀。梁對父親說：“老徐他們為了團結一些學生，在備學校發起組織了一個學術文化團體，叫晉風社，本來準備告訴你，因為他們剛剛試辦，還沒有正式成立，就沒有和你談。最近聽說市分會同他們鬧起摩擦來了。”父親對梁化之說：“既然讓我負責備學校的工作，老徐就不應該暗中另搞一套，拆我的台。因為我並不知道是他們搞的，所以這事情不能由我負責。”聽了這話，梁化之很不自然地說：“事情已經這樣了，過去的事就不必再提了。我可以告訴老徐，以後在學校裏的工作可以同你多聯係，但你也應該同他們多多合作。”
除此之外，徐端還派人潛入市分會暗中監視父親的活動。
九、從“三自傳訓”到逃離險境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邀請毛澤東飛抵重慶，就戰後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如國民大會、黨派合作、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等問題進行會談。經過一個多月的談判，雙方終於在10月10日辛亥革命34周年紀念日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又稱《雙十協定》。然而就在重慶談判期間，中共晉冀魯豫軍區與閻錫山所屬第61軍、第19軍一部在晉東南地區發生激烈衝突，史稱“上黨戰役”。在這次戰役中，閻錫山損失了11個師，相當於總兵力的三分之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