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大起義失敗後，以王靖國為首的軍人集團堅決主張殺掉智力展，但梁化之不同意。為此，閻錫山召開同誌會高幹會議討論如何處理。在雙方桕持不下的時候，趙戴文發了話。他說：“會長本來不是投降日本，為什麼要處死一個反對投降的人？處死一個智力展不要緊，但處死以後豈不是證明我們真的要投降嗎？我看智力展還是年輕，他不了解會長的苦心，才犯了這麼大的錯誤。”趙戴文的話說得王靖國等人啞口無言，於是會議以“免於自裁，戴罪圖功”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案。兩年以後，趙戴文因病去世，終年77歲。據說他臨終前曾為自己刻下一塊墓碑，上書“中國國民黨黨員”七個大字。但是如今在太原市上蘭村的趙戴文墓前，卻隻有“趙戴文之墓”五個字。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由此爆發。由於美國的參戰，使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發生根本性轉變。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也必須淡化民大事件，以“戴罪立功”為名，恢複了父親的自由。在此期間，父親以化名在二戰區的《戰時政治》等刊物上發表分析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文章。民大學生崔中平、馮文奇等人看到後，知道是父親手筆，便成立一個秘密的學習組織“青年讀書會”。梁化之發覺後，將二人逮捕，讀書會也遭到破壞。
聽父親說，當時他沒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便經常從上葫蘆村到下葫蘆村去找八路軍辦事處處長王世英聊天。王世英是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1925年加入共產黨以後，在上海、北平等地長期從事地下活動。抗戰開始，他擔任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處長，來往於陝北和晉西之間。新中國成立後，他曾任山西省省長兼省委書記。1955年父親被定為行政14級，他本人沒有什麼，但是王世英得知後卻過意不去。有一次他遇上父親，還主動表達歉意。
1943年冬，父親奉命為閻錫山編寫《建組手冊》，內容是如何在軍隊中建立同誌會的組織。第二年夏天，父親還在二戰區的“建組訓練”中講解這個手冊。1944年秋，閻錫山以“肅偽”為由，成立流動工作隊（簡稱流工隊），專門抓捕為了從事地下活動而偽裝抗日的人（簡稱“偽裝分子”）。流工隊由梁化之兼主任，張亦山任代主任，父親任副主任。在此期間，梁化之經常讓父親旁觀他的審訊活動。有時候，梁還動用刑具，讓人慘不忍睹。父親對這種血淋淋的內部鬥爭非常反感，但又無法逃避，所以內心非常痛苦。
七、“抗二隊”在二戰區的活動
在上述活動中，最痛苦的莫過於審訊抗二隊了。抗二隊的全稱是“抗敵演劇宣傳隊第二隊”，其前身是1937年在武漢成立的“拓荒劇團”。該團團長張光年又名光未然，是這個劇團的主要發起人。張光年1929年加入共產黨，不久因組織被破壞丟失黨員關係。進入30年代以後，他致力於文學戲劇活動，寫下了歌頌抗日誌士的歌詞《五月的鮮花》。歌詞譜成歌曲後，在抗日救亡活動中廣泛傳唱，影響很大。1937年他重新入黨後，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出現了國共合作的新局麵。
1938年年初，武漢成為抗戰中心，全國各地的100多個抗日救亡團體雲集武漢。為了加強領導、統一管理，國民政府成立軍委政治部，由陳誠擔任部長，周恩來任副部長，郭沫若任第三廳廳長，主管抗日宣傳動員工作。同年8月，第三廳把這些團體編為十個抗敵演劇隊、四個抗敵宣傳隊和一個孩子劇團，經過一個月培訓，分別派往備戰區進行宣傳活動。於是，拓荒劇團以第三抗敵演劇隊（簡稱“演劇三隊”）的名義，在張光年率領下奔赴山西。據有關人士回憶：所謂拓荒，“是要到邊遠的北方去開拓荒野，如今抗戰了，不能隻在武漢活動”。對於到北方什麼地方，隊裏有兩種意見，一部分人主張去山西，一部分入主張去延安。當時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正在武漢招生，再加上犧盟會、決死隊在全國影響很大，因此他們決定先去民大，有機會也可以去延安。（《山西文史資料》第50輯，24～25頁）
據當時擔任政治部三廳秘書長的陽翰笙回憶，為了避免麻煩，他給張光年寫了個“政治部西北戰地宣傳工作視察員”的委任狀，所以張光年“不但一路上通行無阻，而且所經各縣，國民黨大小官員都遠郊桕迎，畢恭畢敬，生怕得罪了‘上麵’派下來的‘張視察員’”（同上，第8頁）。對於這一細節，劇宣二隊的隊史《戰鬥的十年》也說：臨行之前，“光未然同誌在新成立的‘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弄到了一個‘劇協演劇第一隊’的名義，後來聽說被‘劇協’某官方負責人加上一勾，把‘一’隊勾成‘七’隊，原因是團內沒有名人。其實，當時‘劇協’並沒有成立其他的演劇隊。”（同上，25頁）這就是抗二隊又被稱為“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話劇移動第七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