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七百年前，我來到淇水邊的衛都朝歌。
牛車之嘎之嘎地搖進城門的時候，猛地被地上一個大坑顛了一下，讓我的頭猝不及防地碰在汙跡斑斑的車轅上，我醒了過來。
“小兔崽子，我們到了。”一張黑而寬闊的臉驀地擋住了我頭頂的天空，露出一口格外白的牙齒來。那是我的叔父，人稱錢大的一個小酒店老板。我那時還不明白，行三的他怎麼會被人稱作錢大，不過旅途的勞頓已經讓我無暇考慮這個，從鄴地到衛都朝歌，路途並不甚遠，可是老牛破車確實把我顛簸得夠嗆。
又一個坑，把我的屁股震得生疼，隻好沒奈何地爬起來，四處打量這個我即將開始新生活的城市。
朝歌其時很是破舊，自從商朝最後一個帝王紂在這裏自焚以後，朝歌昔日夢幻般的奢靡繁華已逐漸在歲月的泥土中凋零。黃土夯成的城牆圍著灰蒙蒙的房屋，連一棵樹都沒有。由於下水係統不完善，一條坑坑窪窪的石板路仿佛翻轉的石榴皮，盛滿了昨天的雨水，混合著從城牆上衝刷下來的黃土，埋幹淨最後一點酒池肉林的餘味。然而這死去活來的城市在當時我這個鄉下小子眼中，卻如同一個精製而繁複的蟻巢，壯麗得讓我目瞪口呆——原來，可以有這麼多房屋，這麼多人累積在一處。
“小子，在看什麼？”叔父湊過來，他的口氣中充滿了大蔥的味道，好像就是從這時候起，他已把對我的稱呼從“小兔崽子”簡化為“小子”。
“那個人是誰？”我用我的鄴地口音，也就是自視甚高的朝歌人所鄙視的“鄉下”話問道。
衛都的小酒店老板順著我的眼光望向城頭，正看見那個和我年齡相仿的少年雙腿懸空坐在垛口上，他身上淡綠色的衣服是這初春天氣的唯一標誌。“哦，你說他嗎？”叔父忽然曖昧地笑了，“你們鄴地不是有《牆有茨》這首歌嗎，唱什麼‘宮中淫亂事，不能道分明，若要道分明，汙穢不可聽’，他就是那個……”他忽然不知道怎麼形容才好，卻驀地在我頭上敲了個爆栗，“這些醜事，小孩子不用管。”
我撫著額頭，不忿地盯了一眼這個領養我的黑漢子，忽然笑了。
“你笑什麼？”叔父果然有些怪異起來。
“我覺得他就像——一根苦瓜。”看著那錦衣少年落寞的身影，我忽然捂著肚子笑起來，“你看他是不是像一根吊在屋簷下的苦瓜？”
叔父疑惑地又回頭望了望那個一動不動的淡綠身影，那種曖昧的笑又回到了臉上：“這個比喻不錯。”他盯著我看了一眼，似乎完全沒有注意我已被他那一爆栗磕得眼淚汪汪，忽然憨憨地一笑：“你這小子，有點意思。”
坐在城牆上的少年，叫做急子，乃是我們衛國偉大的國君衛宣公的長公子。
當年周公旦以成王之命大封諸侯，為了鎮壓殷商遺民的反抗，就把商朝舊都朝歌及畿輔之地封給了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康叔，稱為衛侯。因此，急子姓姬，正宗的周文王後嗣，擁有我們那個時代最為尊貴的血統，甚至有極大的可能繼承國君的位置。可實際上，他的處境並沒有他的衣服那樣光鮮。
“他應該叫國君父親還是兄長呢？”我第一次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早有防備地躲開了叔父的爆栗，我還不想以滿頭青疙瘩的形象出現在叔父的那一幫兄弟麵前。
然而叔父畢竟是快活地笑了。對於住在都城的平民來說，談論他們所熟悉的宮闈密聞實在是體現他們優越身份的極好機會，足以證明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以朝歌的咭咭刮刮的語調來蔑視另一種咭咭刮刮的鄴地方言。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叔父忽然一本正經地說，“你先回答我，那個夷薑夫人是應該叫國君老公還是兒子呢？”然後他就哈哈地笑起來，一邊笑一邊用他剛抓過羊肉的手捂著肚子滾到地上去。據一個叔父手下的家夥說，叔父認為這樣笑可以使他在一眾兄弟麵前顯得更加平易近人，以便增加人氣。
不過我認為這說明叔父已經開始觸摸到邏輯學的邊緣，他沿襲著這種反問的思索方式，實際上已經與西方那個姓蘇的老頭不謀而合。可惜叔父的職業，名義上是朝歌的小酒店老板，暗地裏是衛國的強盜頭子，都與哲學的範圍無關。
其時衛國長公子急子的身世，在整個中原都早已傳遍。
殷商民風淫逸放縱，君主、貴族和庶民中都彌漫著狂飲濫醉、放蕩不羈的風尚，即使周王室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予以根除，那種末世情懷的根據地朝歌仍舊散播著薄醉的誘惑空氣。於是我們偉大的國君衛宣公姬晉，在這種空氣的熏陶下，從小就誌向不凡。還在做太子的時候，他就私通了庶母夷薑，生下了急子。從急子的名字，就可以想見當年情形的慌張混亂。不過奇怪的是，興許是因為偏袒兒子寵妃，老國君對這個不倫不類的孩子也沒有什麼舉動，任由他在一堆宦官保姆的簇擁下，在宮廷和市井之間慢慢長大。我乘坐牛車進入朝歌的時候，正是太子姬晉繼位為衛宣公，而急子和我，都是十四歲。用那個死於非命的西方聖人的誕生紀年，這一年被稱為公元前718年。同年，急子的生母夷薑被衛宣公力排眾議，正式立為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