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拾起散漫，端出專業態度與他對話，韋銘有些吃驚，但他顯然喜歡並擅長這種對話方式，認真地回答我說：“新聞的確是要記錄真相，但媒體總是有價值取向的。一張照片，讀者看了會有所感觸，會情感泛濫，但是這些情緒原本就藏在讀者心裏，隻是被你喚醒了而已，你並沒有向他傳遞任何價值觀……”
我說：“不需要價值觀，我們是記者，又不是傳教士。現在的新聞產品，我拍片、你寫稿、他編輯……每一篇稿件都是在流水線上生產出來的，每個人的價值觀都不同，要怎麼傳遞？幹淨利落地告知事實就好了，讀者又不傻，他們自己會做判斷的。”
“你說的是一種生產新聞產品的方式，但那適合財大氣粗的通訊社，不適合我們。我們兩個實習小記者，情報有限，設備簡陋，要做純資訊，咱倆會死得很慘。人家可以開著飛機玩航拍，照片搞得氣勢磅礴，我們呢？不做出特色，我們隻能被海量信息淹沒。”韋銘流露出一絲力不從心的無奈。
“什麼特色？”我問。
“注入人文情懷。 ”韋銘用了一個很高級的學院派詞彙。
我無語，本以為自己說話已經夠晦澀了，誰知他更澀。我隻能掰碎了問：“怎麼注？”
韋銘解釋說：“比如一張‘9·11’的照片，美國人看到罪惡，想要和平；塔利班看到勝利，想要再接再厲搞恐怖主義。顯然第二種情緒不是媒體應該傳遞的，必須要配上文字譴責恐怖主義，喚醒善良，感化邪惡。”
說到“喚醒善良，感化邪惡”時，他表情神聖，我仿佛看到他身後出現了萬丈佛光。我投降了，明明師兄弟一場，他為何總是熱衷於客串師父的角色呢？動不動就念緊箍咒“感化”我。
“我為什麼覺得中指姑娘可以用？”韋銘接著說，不等我回答，他自己就解釋起來，“因為我們太弱小了，寫十月革命紀念日，卻不敢奢望采訪俄共領導人，寫不出宏觀龐大的稿子，還好我也不稀罕寫那種稿子。我隻想堅持人文特色，講一個故事，刻畫一個人物。可是在千篇一律的十月革命報道中，誰能記住誰的？我們隻要有一個眼神被讀者記住，就夠了。她就有這種眼神……”韋銘情意濃濃地看著中指姑娘，我想聖僧被女妖精迷了心智，正準備喚醒他，他突然又換上嚴肅的麵孔，冷冰冰地說：“你的中指姑娘想要表達什麼，想好了嗎？快去寫，解釋是必要的。”
說完他就跑步衝回自己宿舍趕稿去了，我目送他的背影，心想：“這個新聞瘋子，已經走火入魔了。”而他一直用他的心理疾病侵犯我，被同化成瘋子，對於我來說也隻是個時間問題。
我獨自留在房間，與“中指姑娘”無奈對望。小姑娘，你到底有什麼故事？你為什麼要豎中指？我要寫什麼？傳遞什麼價值觀？我走到窗邊，看著滿天狂亂的雪花，臆想一個憤怒女孩的內心世界。
我真的不想表達什麼，我隻想開一個玩笑挑釁公眾。我們供稿的是一本麵向一小撮男性精英人群的時政雜誌，我想知道當他們翻開雜誌，赫然看到一個小姑娘朝他樹立中指，那些心懷天下的時代精英們會是什麼表情？我就想激發他們原始的情緒，而不是用文字將他們引導向同一種情緒。
沒有文字，這張照片即便有撼人的眼神，終究還是被韋銘舍棄了。但令人欣慰的是，在學校的新聞圖片展上，“中指姑娘”大獲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