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二年（1852年），太平軍進圍長沙。當時湖南巡撫駱秉章奉命調京，由張亮基繼任，張鑒於湖南局勢嚴峻，責任非同小可，便廣搜人才以備顧問，並協助處理軍政事務。胡林翼得知這一消息後，便將鄉中有真才實學的人士列名推薦，在推薦信中對左宗棠特別稱讚：“左子季高則深知其才品超冠等倫，曾三次薦呈。此人廉介剛方，秉性良實，忠肝義膽，與時俗迥異。其胸羅古今地圖兵法、本朝國章，切實講求，精通時務。訪問之餘，定蒙賞鑒。即使所謀有成，必不受賞，更無論世俗之利欲矣。”張亮基一到常德，就趕緊派人到湘陰東山白水洞，請左出山。左複信辭謝，沒有答允。胡林翼寫信勸他出山，這才使左宗棠決定應聘出山一試。
左宗棠這時已經41歲，他在圍城中晉見了張亮基巡撫，兩人握手言歡，一見如故。張隨即將全部軍事委托給這位新來的“參謀長”。從此，左的各種建議不僅都能被張采納，並立刻付諸實施，其知識和才能也得以施展，有了用武之地，一生功名也便由此開始。
由於當時左宗棠已是張亮基的得力幕僚，並且在抵禦太平軍、鎮壓征義堂起義中顯露出超群的才能，因而曾國藩很快就與之結識，並建立了親密的友誼。這是曾、左結識之始，也是二人親密關係的開端。同時，曾國藩的權力、左宗棠的才能，更加深了他們彼此間合作的需要。二人互相依靠和支持，可謂珠聯璧合，相得益彰。關於這點，在他們當時各自的私人書劄中曾多有記述。如左宗棠是年與其婿陶桄的信中寫道：“曾滌生侍郎來此幫辦團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開展。與仆甚相得，惜其來之遲也。”次年初，曾國藩在致胡林翼書中亦寫道：“（臘月）二十一日馳赴省垣，日與張石卿中丞（張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拯吾鄉枯瘠於萬一。蓋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勖，亦無日不屢稱台端鴻才偉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會合，以並紓桑梓兵後之餘慮。”
在這段時間裏，曾、左互往信函頗多，在對時局的判斷上達成了許多共識。由於左宗棠在巡撫幕中，因此曾國藩不斷把自己所辦之事請左宗棠拿主意。曾國藩認為人才對地方建設十分重要，因此，也經常向左推薦一些人。因此，曾、左之間可謂合作無間，相得益彰。
鹹豐三年（1853年）十月，是曾國藩一生中幾次艱難受挫的時光之一，他非常希望左宗棠能加入他的陣營來助自己一臂之力。他在信中，甚至把左引為“骨肉至交”，熱切期盼其能來助：
惟弟智慮短淺，獨立難搘，欲乞左右，野服黃冠，翩然過我，專講練勇一事，此外，概不關白於先生之前。先生欲聾兩耳，任先生自聾焉，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兩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鑿之也。先生若果惠然不棄，則請攜老筠（郭嵩燾）俱來田鎮一走。姓字已編入逃勇籍中，此中閱曆，應較深確，弟另有書致之。所懷千端，紙不能悉。冀或者枉駕，痛切麵陳，乃能傾瀉耳。
不過，由於種種原因，左宗棠這時並沒有加入曾國藩的陣營。但是，此次左宗棠雖未入幕，但對曾國藩取得湘潭之勝利起到了重要的謀劃作用。因而曾國藩在寫給清廷的奏折中多次舉薦左宗棠“才略冠時”，“自湖南用兵以來，出虛發謀，皆其讚畫，現又經營船炮，接濟大軍，應請以知府歸部盡先選用”。鹹豐五年（1855年）又上奏稱讚左宗棠“維護水師，保衛兩湖，大有裨益”。
可以說，在與太平軍的對抗過程中，左宗棠在出謀劃策上給曾國藩提供了極大的幫助。盡管日後曾國藩和左宗棠意見相左，不再往來，但在成就曾國藩事業的道路上，左宗棠確實有過非常大的功勞。因此，盡管後來左宗棠曾向皇上告過曾氏兄弟的密，差點使曾氏兄弟犯了欺君罔上的大罪，但曾國藩還是原諒了他。
3.“黃金搭檔”之李鴻章：傳承事業，矚意光大“門庭”之人
曾國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對接班人培養的成功。這一方麵保證了後來人不會掘自己的“墳墓”；另一方麵也使其製定的政策有了一定的連續性。
曾國藩去世後，他的影響力卻遠沒有結束。主宰晚清大政的李鴻章“薪盡火傳”，內政外交，一脈相承，以至於清末學者夏震武這樣評價：“合肥（李鴻章）、南皮（張之洞）一生所為，其規模皆不出湘鄉（曾國藩），數十年來朝野上下所施行，無一非湘鄉之政術、學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