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沒有用古典詩歌和書法藝術來教育官員，他們注重通過各種方式來提高官員的實際行政能力。對於從媒人、商人到醫生、律師的各行各業，他們都設置了最低的學問標準。蒙古人在每個地區的政策似乎都是一樣的。它們確保有廣泛的個體人員能從事這些行業，並在服務中得到好處，同時，這些政策也力圖規範和提升行業的水平。
以這麼少的蒙古人要統治中國境內這麼多的人，忽必烈汗好像不得不接受通過傳統官僚選拔製度——它需要一個學習和考試的漫長過程——而組成的政府，但是實際上他拒絕了。他沒有讓古老的製度永久保存下去，而是廢除了考試，為了能有助於行政管理，他把目光轉向大量的外國人，特別是當時他可以隨時調遣的伊斯蘭人，當然還有歐洲人，如馬可·波羅。忽必烈的祖父發現，受教育的伊斯蘭行政官員非常精通“法律和城市稅收”，像祖父一樣，忽必烈從弟弟治下的波斯引進了大量的伊斯蘭人。他一再要求教皇和歐洲的國王們派一些學者和有知識的人過來，但卻沒有得到回應。
然而，忽必烈也注意到防止對個別民族或種族集團的過分依賴，於是他傾向於使不同人們之間互相製約。他經常將漢人和外族人混合起來組成一套行政班子，其中包括亞美尼亞人、契丹人、阿拉伯人、塔吉克人、畏兀兒人、唐兀惕人（西夏黨項人）、突厥人、波斯人和歐洲人等。蒙古人在每個部門中規定了種族的名額，主要是三部分人：中國北方人、中國南方人和外國人[ 分別稱“漢人”“南人”和“色目人”。——譯者注。
]，這樣，每位官員的周圍都有不同文化或信仰的同事。就像成吉思汗基於才能和功績，而不是出身，能從社會的最低層到最高領導層中去選拔人才那樣，忽必烈的政府部門也經常從最低級的職業如廚師、看門人、抄寫員和譯員之中搜羅人才。低層人員得到提升，進入新的部門，這增強了他們對蒙古最高統治者的依賴和忠誠，削弱了他們與被統治人民的聯係。
管理地方的官吏沒有固定的官階級別，忽必烈汗強化了成吉思汗的決策體製，即通過大型集會和政務會及經常性商議作出決定。不管其可能性如何，也不管其水平怎樣，蒙古人用模仿草原小型忽裏台會議的政務會取代了官僚機構。地方政務會天天召開，任何新措施必須至少有兩名官員的同意蓋印才能通過。政務會必須討論焦點問題並達成多數一致；所有決議都要由集體決定，而不是一個官員說了算。按照傳統中國的標準，隻要由一位官員決策而人民遵照之就行了，相比之下，蒙古人的製度顯得毫無效率和不切實際，它花費了過多的時間和精力。蒙古人還以各種方式提高了其他小型公務會的利用率。對醫療服務不滿的病人，可以從由醫療界代表和非醫療界的官員代表組成的公務會上得到賠償；包括從軍人到音樂家的各個行業，紛紛成立類似的組織，用以解決各種爭端。
然而，蒙元以前的舊有行政製度依靠的是學者型官僚，許多人需要這些官僚提供幫助或蓋印批準，於是官僚們就靠榨取這些人的錢財為生，蒙古人雇傭職員來處理日常瑣碎的行政事務，付給他們薪俸。蒙古人統一了境內的薪俸標準，而在這之前，因生活費用不同而產生了許多的地區差異。
成立自願參與的公務會和雇傭帶薪的公務員等製度沒有在中國紮下根，它們在蒙元王朝實行的時間不長。明朝統治一確立就馬上恢複到了傳統的官僚體製，放棄了上述有助於統治的公務會。這種共享行政管理權的經驗再也沒有在中國嚐試過，直至二十世紀，共和政體的奠基人和共產主義的創始人才努力地重新引進地方政務會、討論會、帶薪公務員和公民參政等做法。
為進一步促進帝國境內商業的快速安全發展，忽必烈竭力推廣紙幣的使用。馬可·波羅來到中國時，這一製度正在全麵起作用。他描述道，紙幣是用桑蠶絲、以我們熟知的紙的形式製成的，而這種東西對歐洲來說仍是個巨大的謎。紙幣被裁成各種尺寸的長方形，在它的上麵標明幣值，並蓋上朱紅色的印花圖章。與笨重的鑄幣相比，紙幣主要的優點在於使用時更便於攜帶和運輸。馬可·波羅寫道，紙幣在整個帝國被廣泛接受：“拒絕使用將被判處死刑”，但大多數人“非常樂意接受紙幣形式的付款，因為他們能用它買到任何東西，包括珍珠、寶石、金子和銀子”。波斯的蒙古政府也試圖建立紙幣製度，但卻失敗了，因為紙幣觀念不為當地商人所容，在一個時期裏他們對此的不滿情緒已使他們接近起義造反，而當時蒙古人還不能確定是否要使用武力鎮壓，當局不願意繼續冒失敗蒙羞的危險，最終取消了紙幣。
哪兒有紙幣流通，哪兒就更有可能發生信貸和金融危機。在一項試圖適應市場、包括擴大信貸範圍的重要改革中，蒙古法律規定可以宣布破產，但為防止利用它來逃避債務，不允許商人或消費者超過兩次宣布破產，在第三次宣布破產時，他們就可能麵臨死刑。
當蒙古人堅決抵製部分中原文化如儒家學說和纏足時，精簡的貨幣製度顯示出他們十分欣賞中原文化的其他方麵。可以看出，忽必烈是願意在中國曆史中探根尋源、汲取那些有實用價值的思想和製度的。為發揚某些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忽必烈建造學校，恢複翰林院，它由這個國家中最富智慧的學者組成。1269年，他創建蒙古字學，隨後又於1271年在汗八裏設立蒙古國子學。他增設新機構、任命學者去記錄當代事件，編寫和再版老課本，整理檔案文件。
蒙古朝廷供養著了解各類語言的抄寫員，不僅有懂蒙古語的，而且還有懂阿拉伯、波斯、畏兀兒、唐兀惕、女真、藏族、漢族語言的，還有的抄寫員精通一些很少有人懂的語言；當然他們在使用各種語言時，還是遇到了許多令人困惑的難題。蒙古人發現，僅僅使用蒙古—畏兀兒字母表，難以記錄他們所需的、來自於這個龐大帝國的所有行政信息。在每天的行政管理中，官吏們都不得不拚寫各種各樣的名詞，如中國的城鎮、俄羅斯的王公、波斯的山脈、印度的聖人、越南的將軍、伊斯蘭的傳教士和匈牙利的河流等等名稱。因為蒙古帝國的臣民使用著大量不同的語言，所以忽必烈汗就努力進行革新實踐，這在知識史和行政史上是個創舉。他試圖找到一張專門的字母表，它能用來書寫世界上所有的語言。他把這個任務交給了藏傳佛教的喇嘛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向大汗呈上了一套派生於藏文字母表的字母符號，共四十一個。忽必烈汗將八思巴的字母作為整個帝國的標準書寫符號，但並不強迫每個人都使用，他允許漢人和其他臣民繼續使用他們自己的書寫方法，當然他希望新的文字符號能憑本身的優點來最終取代以前的舊文字。漢族學者極為喜愛自己古老的語言文字，絕對不允許它們被剝奪，而去使用一種明顯是屬於野蠻人的新書法；一到蒙古統治衰落時，大多數的被統治人民也都最終放棄了蒙古的這一書寫方式。
農民們照例還是拜倒在各級政府官員的腳下，後者支配著與農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的方麵。蒙古人顛覆了舊的基層行政劃分，他們將農民組織起來，以五十家為一個單位，叫作“社”。這些基層單位對農民的生活負有廣泛職責，具有足夠權威。他們督勸農事，負責改良田地，管理水利和其他自然資源，提供糧食儲備應對饑荒。總之，他們以基層政府的形式發揮作用，將成吉思汗時的十進製組織因素和中國農民傳統結合了起來。
社也有責任為農民的孩子提供某些方麵的教育；蒙古人把提高整體文化水平作為改善個人生活的途徑。忽必烈汗設立公共學校，讓所有兒童接受普通教育，包括農民的孩子。在這之前，隻有富人才有時間和金錢去教育他們的孩子，所以他們才能一代又一代地維持對文盲的農民階級的統治。蒙古人知道，農民的孩子在冬天有時間學習，教師不是教他們古典漢語，而是用通俗語言為他們講授更實用的課程。檔案記錄顯示，忽必烈汗在位時期，蒙元王朝共建了兩萬零一百六十六所公共學校，盡管官方為彰顯政績而有可能誇大了這個數字，但蒙古人的成就仍然令人矚目，因為此外沒有一個國家為普及教育而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在西方，一個世紀以後，作家才用通俗語言寫作，將近五百多年以後，政府才擔負起為普通大眾的孩子提供公共教育的責任。
在傳統的儒家社會中，文學藝術隻關注於具體的某一類作品，因為它要在國家考試製度中用到，這就意味著文學作品往往落於官僚製度及其相關因素的窠臼之中。然而，蒙古人允許創作各種類型的作品，他們鼓勵作家要用大眾通俗的語言，而不要用僅為學者型官僚鍾愛的古典語言寫作。蒙古人的口味更接近於普通大眾，而不是少數精英，他們融合民間文化和宮廷文化，創造出新的、更振奮人心的娛樂形式。
從1206年慶祝成吉思汗的登基大典開始，蒙古人每到一定的時候，就要舉辦有數千人參加的、場麵壯觀的禮儀性戲劇表演，一連持續好幾周。1275年，他們通過一出由軍隊表演的禮儀性戲劇，展現了蒙古人的戰爭曆程，該劇共六幕，象征著從成吉思汗到蒙哥汗——蒙古帝國創建時的重要階段。
戲劇演員可以吸引觀眾的目光，塑造一個備受歡迎的形象，所以忽必烈熱情地支持戲劇——這種被傳統中國文化極為忽視的藝術。他時常讓人在皇家場院中演戲，蒙古臣僚們酷愛戲劇，裏麵充滿了雜耍的動作、動人的音樂、鮮豔的化妝和華麗的服裝。很像歐洲的威廉·莎士比亞，蒙元時代的劇作家創作出娛樂性作品，同時也尋求現實問題的素材，如權力與道德的關係。據說——但可能無法證實——在忽必烈統治時期，任何戲劇都不需經過審查。結果，戲劇變成了中國文學中不朽的精品，而蒙元時期也成為中國戲劇的黃金時代。元代上演的新劇本總數估計在五百個左右，其中保留至今的約有一百六十個。
在傳統中國，演員和歌唱家等表演藝術家，與妓女、小妾和其他低級職業一樣，不被尊重、受人歧視。蒙古統治者提升了他們作為職業藝人的社會地位，並劃出了專門的劇場區，使戲劇表演不再局限於市場、妓院和客棧。漢地戲劇和蒙古人所喜愛的樂曲互相結合，為京劇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為了使自己和大眾盡情娛樂，蒙古人青睞通俗文化，同時他們仍然厭惡流血文化。雖然他們喜愛摔跤和劍術，但他們不舉行角鬥和當眾殺人等為羅馬人所癡迷的遊戲，也不舉行歐洲傳統的以獸鬥獸或以獸鬥人活動，前者如縱犬鬥熊和以狗鬥狗，後者如鬥牛。蒙古人嚴禁將處死罪犯變成一種公共的娛樂活動——如歐洲城市中普遍存在的斬首和絞刑。蒙古人也不以焚燒活人為公眾的娛樂活動，而這在西歐卻經常發生，基督教會在任何地方都有權這麼做。
忽必烈不是以權宜之計去贏得人們一時的支持，他一直有係統地貫徹著一個近二十年的長期政策，以贏得整個大陸文明世界的效忠。蒙古人把自己描繪成強有力的領導者，上天助其統一中國，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南宋領導層的衰敗離析，他們沉迷於頹廢奢侈的生活，炫耀自己擁有的巨額財富，遠遠超過其對軍事能力的重視。盡管在許多方麵與蒙古人存在差異，但漢地民眾發現，在生活習性和思想感情方麵，他們與蒙古人的共同點比他們與宋廷官僚的共同點要多得多。
每年都有大量士兵、官員和農民離開南宋投附蒙古人，或者幫助蒙古人接管自己的家鄉。更多的商人願意和蒙古人做生意，更多的教士和學者發現，投奔蒙古人可以獲得保護和更大的自由，最後，南宋的將領和整團整團的士兵、水手都跑到了蒙古人的陣營之中。南宋的崩潰不是突然的淪陷或被征服，而是慢慢地被侵蝕直至瓦解。
通過這些活動，蒙古人保持著對南宋的軍事壓力。每一次小的勝利都增強了這樣的觀念：上天已把未來委付於蒙古人，他拋棄了宋朝。忽必烈汗把注意力放在加強與公眾聯係的活動上，而不是軍事上，他把軍事托付給手下那些能征善戰的將軍們，其中一位名叫伯顏，他非常擅長與宋軍作戰，這種情形與當年速不台橫掃從俄羅斯到匈牙利的歐洲軍隊一樣。1276年，蒙古大軍終於攻占了南宋首都臨安（杭州），接下來沒幾年，他們就消滅了地方上的小規模武裝抵抗力量。通過耐心的宣傳和正確的策略，忽必烈汗成功地完成了成吉思汗單憑武力所無法完成的使命。為保持自己作為中國道德化身的形象，忽必烈很好地照顧了守寡的宋朝皇太後，準許大多數宋皇室成員居住在豪華的宮殿中，那裏擺放著他們慣用的各種奢侈品。為了防止宋朝廢帝將來成為反叛的中心人物，忽必烈送小皇帝去西藏學習，1296年，這個皇帝在那裏出家為僧。
對於漢族學者和文人來說，戰敗的宋朝成了黃金時代的美好回憶。詩人謝翱在一首名為《過杭州故宮》的詩中寄托自己的懷舊思愁：
禾黍何人為守閽，
落花台殿暗銷魂。
朝元閣下歸來燕，
不見前頭鸚鵡言。
忽必烈汗明白，在征服南宋首都、俘獲大量官員後，他得到了一批極為珍貴的人才。他們代表著中國文明的最高水平，多年前，忽必烈努力保存這些人才在改革和發展宋帝國時所取得的成就。正如日本學者岡田英弘所寫的那樣，“蒙古帝國留給中國的最大遺產恰恰是中華民族本身”。蒙古人不僅統一了所有說不同漢語方言的地區，而且他們還將毗連的西藏、滿洲、畏兀兒及許多小王國、部落民族與漢地合為一體。這個在蒙古人治下的新國家，其麵積約是所有說漢語地區的五倍。已形成的中國主流文化當然不單是蒙古的，但它也不全是漢族的。忽必烈汗製造了一個融合物，通過他的努力，這種文化將產生世界性的影響，其廣度和深度使人難以預料。
忽必烈的統治幾乎已延伸到陸地上的所有地區，於是他不得不麵向大海去尋找新的土地進行征服。通商使團駕著帆船，從遠方帶來了詳細信息，是關於那些盛產香料的島嶼的，如爪哇、錫蘭（斯裏蘭卡）和更北麵的日本諸島。忽必烈想把它們並入不斷擴大的蒙古帝國版圖。1268年，他遣使去日本，要求其投降，但日本人拒絕了。那時忽必烈正忙於對南宋的最後一戰，無法發動對日本的攻擊，因此他隻能繼續派更多的代表去說服日本歸降。
忽必烈把戰敗的南宋水師編入自己的隊伍，他獲得了所需的人員和技術，以便攻打這個目中無人的島國。他複興和擴充了原南宋水師，設法使它從僅用於守衛沿海沿江地區的水軍轉變為一支真正的海洋艦隊，能在公海上從事商業和軍事活動。他把朝鮮半島變成了一個大型的造船工場和海軍基地，企圖從那裏出發去征服日本。雖然這些艦船在當時世界上是最大的，但造船的速度卻影響船隻的質量。考古學證據揭示了當時造船的捷徑，不是切割成單塊石頭，而是將兩塊巨石綁在一起做成一個錨，這樣的錨比原來的更加穩固。蒙古人在船上裝載了食物、盔甲和彈藥，包括大量西瓜大小、填滿火藥的陶製手榴彈和用來轟擊日本守軍的榴霰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