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布勞格：“我們從來沒有真正地采用比照曆史的實證研究方法，這實在是現代經濟學的悲劇之一。”
約瑟夫·熊彼特：“如果要在經濟史、統計和理論三者中作出唯一選擇的話，我將選擇經濟史。”
汪丁丁：“有能力解釋一個社會製度變遷的學說隻可能來自兩個方麵，一是曆史的學說，一是知識理論的學說。”
多年前，讀菲歇爾的《利息理論》時，被書中第一句話所吸引：收入是一係列的事件（Incomeisaseriesofevents）。後來，寫《幸福經濟學》一書時，我意識到人生其實也是一係列的事件，隻是這些事件多為“未預結局”（UnintendedConsequence）。盡管這話看似“同義反複”。
我生在農村，父母不識字。小時候，我並沒有想到以後會喜好學術研究。當時，老師教育我們說，長大以後要當科學家。我覺得那種理想太遙遠，以後能夠將地種好，娶個賢惠的妻子，就足夠了。
後來，不知不覺上了大學，竟然讀到博士，這是我未曾想到的。更未曾預料到的是，我對經濟史產生興趣，並且一發不可收拾。
我的專業是經濟學。以前，我隻對經濟學基礎理論著迷，我的《經濟學林論劍》一書就是當初對於經濟學基礎理論思考的結果。讀博士之初，我對計量經濟學和博弈論等非常著迷，並撰寫和發表了幾篇這方麵的論文。
讀博士期間，有一次在圖書館隨意翻看文獻，對主流經濟史學界和經濟學界關於土地兼並問題、山西票號等問題的解釋不滿意，於是，我搜尋一些材料仔細翻看。這一看，居然讓我對經濟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從經濟學基礎理論入手，對土地兼並與票號問題作出新的解釋，並發表在《經濟學季刊》和《財經問題研究》上。
此後，我四處尋找經濟史、曆史方麵的著作，包括《二十四史》和何炳棣、梁方仲、錢穆、王國維、陳寅恪等諸多大家的論著，漫無目的地閱讀。
當然，我並未減少經濟學文獻的閱讀。我博士畢業論文選擇的是製度起源與變遷（或演化）方麵的，試圖給經濟史乃至經濟學重建一個理論基礎。
胡適曾說，曆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今，主張這種觀點的大有人在。我並不認為要用理論套向曆史或經濟史。我的意見是，解讀或解釋可以有千千萬萬，真相往往隻有一個。
我本來想寫一部中國經濟史，但這項工程浩大，自己學識尚淺。在陳藝靜女士的建議下，我決定先梳理一下中國土地製度變革史。這裏所說的“變革”，是伴隨人類社會全過程的，並非某個階段獨有。“變革”是製度變遷的主要方式之一。我希望將自己博士論文的理論，即製度起源與變遷的基礎理論，以及分析方法，運用到中國經濟史中。
為何選擇土地問題為研究切入點？讀者或許記得日本學者長野郎的一段話：“中國的土地製度，是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的根源。中國的治亂，基於土地製度的興廢，國民生活的安危，也基於土地製度的整理與否；其次，農業國的中國，以農業為其經濟的主要部分，自然是不消說的。因之，對於想了解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之任何方麵的人們，都應該知道一下中國土地製度的情形，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