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蛤蟆灣子村人一樣，正當最先闖入河父海母之地的耕耘者不自覺地開始在政治風雲中沉浮時，“咱們工人有力量”的歌聲四處可聞；叢密的采油樹比天然樹林生長更迅速地拔地而起；不經意間，就在離蛤蟆灣子不遠處，一排排整齊的青磚瓦房已開始顯現一座新興城鎮的雛形。兩年前的空前暴雨，使這座新建油田蒙受了百倍於村人的損失。石油工人們緊隨村人之後有組織地一批批再次進駐這片黃河淤地時，幾乎所有的采油設備全部成為了僵植於地上和深埋於地下的廢品。他們從頭再來，以初闖荒原的創業精神重新堪測井位、下鑽打井，在滴雨未下的秋天，已有數十口油井重新出油。石油工人來自天南海北，背井離鄉，他們同時受了“我為國家打石油”的激勵，抱定成為河父海母之地主人的豪邁彙聚於此。在連續大半個月的春雨後，從蛤蟆灣子旁通過的原油運輸道路變得爛如泥溝。此前，村人在鄧吉昌帶領下修建的那座木草橋早已被鋼筋混凝土的大橋所替代，那是油田專門建設的，以便笨重的油罐車順利通過。這場綿綿春雨過後，為確保運輸暢通，泥溝般的路基被工人們用采油的鋼管並排墊起。這條鋼鑄鐵築的運輸路長近百裏寬十餘米，直到數年後建起混凝土路才結束其曆史使命。麵對這條特殊的鐵路，蛤蟆灣子村人記起了大煉鋼鐵的歲月，認定這用來鋪路的鋼鐵浸透著自己的血汗。他們用最難聽的字眼咒罵石油工人的奢侈。此時，油田貼出告示，明令禁止村人偷油燒火做飯。對這個“偷”字所有村人都覺得十分紮眼，連蛤蟆灣子大隊書記鮑文化也覺得受了極大汙辱。他帶上民兵連長小毛頭幾次找油田的頭頭交涉，問村裏幾百畝耕地被毀的賬該怎麼算。小毛頭更是理直氣壯，威脅油田的頭頭自己手頭上可有二百多號民兵。來找油田頭頭算賬的不僅有蛤蟆灣子，幾天後，像是有組織似的，河海公社數十個大隊的幹部全都氣勢洶洶地來討說法。
“不就是燒火做飯用點破油嗎？地下的石油也有我們一份！”
麵對公社社員的質問，油田頭頭們先是苦口婆心地講石油是國家的，誰都無權動用；在毫無效果後，便答應再研究一下，各村回去聽消息。然而，三天後，幾輛吉普車開進了河海公社，穿著白色衣褲戴著一頂大簷帽的公安人員，在各村挨戶清查誰家還用石油燒火做飯，並對所有村人提出警告：再偷油便抓去遊街。公安與石油工人一樣說出了“偷”字，他們每個人腰上都別著手槍。
石油開采已經不能給社員帶來哪怕一絲好處，而先前的所謂好處是取油燒火做飯，把村子變成了一個個黑糊糊的油堆。時過不久，臉蛋白淨如蛋青的女人和孩子被汽車一批批拉入河父海母之地，住進了那一排排把村人的房子比成癟三的青磚房裏。這是第一批油田工人的家屬子女，他們整天無所事事，時常成群結隊地在田野上轉悠，為撿到一串小野瓜或發現一窩沒毛的鵪鶉而吵吵嚷嚷。常家老二風是蛤蟆灣子村唯一去過青磚瓦房的人。他向村人繪聲繪色地描述其所見所聞。“油鬼子和他們的老婆孩子吃的全是雪白的饃饃，菜裏漂著一層油花。”風被一家的女主人請吃了一份從食堂打來的飯菜。“香著呢！”他在上工時稱讚飯菜味道，三天後還能嗝出肉香來。但往後講的事卻讓村人大倒胃口，那就是一間房裏要住五六戶人家，打的是通鋪。風嘿嘿地笑著向大家描述他的推測：“五六對男女黑夜裏緊挨著睡，你們想想那情形吧。工人們可不像咱，他們晚上要上夜班，黑燈瞎火地幹活回來，誰保證不會躺錯地方？把身下的女人侍弄半天，是不是自己老婆鬼才知道！”這話讓女社員們一個個麵紅耳赤地遠遠走開。幾年前在那場井火中喪生的小四川等人與村人建立起的鄰裏親情，很快便因鋼管鋪路、對村人偷油的汙辱、白饃大肉和青磚瓦房裏的齷齪之事給切斷了。
臉皮白如蛋青的油田女人和孩子被汽車載入河父海母之地不久，數百名來自省裏、地區和縣裏的半大孩子排著整齊的隊伍、打著紅旗、喊著口號開進河海公社。蛤蟆灣子村人這才明白，致使村人無法再安心過日子的，並非鮑文化、小毛頭、鄧青菊這些人，而是來自強大的外力，而村裏搞的那些革命活動，隻不過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暴風雨前奏。很多人預感到，這場政治風暴比使村人外遷的自然風雨會來得更為凶猛。河父海母之地的這個夏天晴空也會突然打雷，盡管每場急驟而至的雷雨都會被鄧家老四兆財準確地預知，但村人仍被變化無常的天氣搞得暈頭轉向。
來自城裏的半大孩子們被這片土地上的采油樹和村人原始的生活方式所吸引，看什麼都新鮮而好奇。他們步調一致、組織有序，每天都忙忙碌碌，把寫滿毛筆字的大紙貼得滿街都是。這些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貼滿牆的大紙，常常被一陣疾風暴雨衝刷得無影無蹤，他們從頭再來，沒有絲毫的倦怠。他們不分晝夜地在河海公社的學校和每一個村以及油田工人集聚地搞宣傳，比做任何遊戲的興趣都濃厚十倍。對這些來自城裏的孩子，劉氏個個喜愛，她毫不吝嗇，大鍋大鍋地做最可口的飯菜招待孩子們，在為他們做飯時喋喋不休地詢問每一個人的姓名和家裏都有什麼人。她用最樸實的話招呼大家，不僅在自己家打了足能容下二十個人的地鋪，還動員村人為城裏孩子騰地方住宿。蛤蟆灣子因此成為了紅衛兵的暫居點。一個留著齊耳短發的女孩子顯然是同行者的頭頭，她時常在飯後幫劉氏涮筷洗碗，而劉氏潛意識裏把她當成了十年前的紅霞，她不僅有紅霞一樣的笑聲，還與紅霞重名。還是在劉氏把飯菜第一次端給她時，她沒等劉氏詢問便自報家門：“大娘，我叫齊紅霞，是省第三中學團支部書記。”“是嗎？”劉氏當場便眉開眼笑地對她另眼相看，“俺家也有個姑娘叫紅霞呢！”兩個人因此在極短時間便將距離一下子拉得很近，產生了母女般的親情。兩天後，當劉氏誠意挽留她和同伴們多住些日子時，被姑娘嬉笑著拒絕了，“大娘，我們後天就走。”起初，劉氏誤會了姑娘的意思，懇切地說：“今年是豐收年，俺家光夏糧就分了三千多斤呢，不會讓你們挨餓。”她甚至拉姑娘去看自己家的儲藏糧。姑娘被惹得咯咯直笑，告訴劉氏，他們這次是來串聯的，就是約上農村的紅衛兵一起出去鬧革命，最後興奮地說：“過幾天，我們還要去北京城呢！”這話讓劉氏吃了一驚，“北京”兩個字雖近幾年灌滿了她的耳朵，但她卻認為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遠得像在天邊。在劉氏的迷惑中，姑娘已帶著同伴去忙自己的事情了。雖然這話出自齊紅霞之口，劉氏仍然將信將疑。但兩天後，當數百名到河海公社串聯的紅衛兵打著紅旗喊著口號離開河海公社時，劉氏在公社中學讀書的孫子鄧紅旗也跟隊伍走了。這個消息直到第二批半大孩子來到河海公社家裏人才知道。劉氏的心像被掏去了一般。她知道，孫子已經根本追不回來了。
一家人仿佛這時候才猛然想起某天突然從神情到言行變成成人的紅旗。此前，花曾對兒子比侄子躍進的顯然晚熟暗暗焦急。躍進十二歲便在生產隊頂整勞力幹活，十六歲當生產隊長時已變成了一個唇上生著黃黑絨毛五大三粗的棒小夥子。而此時的紅旗顯然還是個孩子，他每天晚上背著黃書包回家，除了寫作業便是像跟屁蟲似的圍著紅霞轉。偶爾和比他小好幾歲的弟弟妹妹們玩耍，神情專注而幼稚。花不止一次地對大嫂秋蘭說：“躍進是個大人了，可紅旗還是個孩子，他們才差一歲啊。”秋蘭並不這樣認為，她的理由是紅旗個子也不矮。這倒不假，紅旗雖然身體單薄，但十六歲的少年看上去個頭已超過了他過世的父親兆富。“我不是說這個，”花說，“他壓根兒就沒個大人的樣子。”
但是，有一天早晨，當花打發紅旗去公社中學上學時，被兒子的突然變化嚇了一跳。紅旗不再把書包斜挎肩上，而是拎在手裏，柔順的頭發變得卷曲而淩亂，白淨的額頭出現了清晰可辨的皺紋，二目深沉表情憂鬱。麵前的兒子使花一下子想起了兆富，紅旗活脫脫一個十七年前的兆富。那時，由於對磨麵機器的癡迷，年輕人帶著行李卷兒闖進了花的家庭。就在那個飄著粉塵的磨房裏，在新婚的前一天夜裏，花把身子交給了年輕人。在毫無思想準備下發現兒子突然變化的花，沒有感到驚喜，而是擔起心來。她認定紅旗得了病，焦急地將看到和感覺到的一切告訴了婆婆劉氏。事實上，就在二兒媳目瞪口呆地站在紅旗不遠處端詳兒子時，劉氏也發現了紅旗的變化。但是，老人卻絲毫沒感到吃驚。她嗔怪二兒媳大驚小怪，說鄧家所有的孩子都這樣，小的時候個個乖順得像隻小貓，可總會在不留意間變成一個怪人。為證實這種說法，劉氏向兒媳講起兆富從小到大的怪異舉止，說起兆富剛生下時眼神忽明忽暗的那些日子。“鄧家的兒孫沒有一個不是怪人。”她最後這樣總結道。婆婆的話沒有釋解花的疑慮，花變得更加憂心忡忡。一天晚上，她將自己的心事講給紅霞聽。在她看來，鄧家最了解兒子的是紅霞。她知道，紅旗從進入鄧家後最依戀的人是紅霞。紅霞正在洗涮碗筷，一隻碗從她手裏滑落到地上，幸好沒有摔碎。她揀起碗繼續幹她的活，沒有接花的這個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