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是什麼使我的爺爺奶奶避難呈祥死而複生的呢？他們怎麼可以逃脫那場必死無疑的命運呢？在我日後收集到的資料裏，我查到了一個線索，一份資料表明，當年在乘順區任綏匪指揮部長官的，是彭家樓鎮首富彭福霖的二兒子彭慎澄，他是二縱十七師二團的團長，在乘順區一帶捏有絕對的生殺大權。所有的理由被排除掉之後，我隻能認定這一點：那就是我的爺爺奶奶被釋放回家是有人授命的，授命者放過了我的爺爺奶奶，當然不是為了一千二百吊錢，而是為了別的。這個授命者，隻能是彭家的某個人。
我的大媽是被抬回東衝村的，她的一條腿被士兵用槍托打斷了。我的大媽躺在竹椅捆綁成的擔架上，四個年輕的後生小心翼翼地抬著她。一路上，繾綣的野白菜和拂拂輕曳的蒲公英盛開著，讓人懷疑這是一次由死到生的搬運。我的大媽臉色蒼白，額上纏裹著結成了血痂的布帶，大量的失血使她美麗的臉龐變得透明起來，她咬著牙，一聲不吭，隻是伸出她的兩隻虛弱的手，一邊抓住我的爺爺，一邊抓住我的奶奶，她緊緊地抓住他們，一刻也不鬆手，仿佛害怕把他們再度給弄丟了。我的爺爺奶奶一邊一個緊緊跟著擔架小跑，他們讓我的大媽牽著他們的手，他們也把她的手緊拽著，他們那個樣子，就像兩個有了依賴的孩子。那架吱吱呀呀的擔架，就這麼一路不停地抬回了東衝村。
那是一個冬天的傍晚，日子是農曆正月初一。大別山正月初一的夜晚，如果沒有槍聲，該是很寧靜的，寧靜得所有人都能聽見一個年輕女子遙遠的呼喚聲：
“爹呀——娘呀——”
東衝村自此之後再也沒有受到過清鄉的騷擾，仿佛一次悄然的地質變化之後，那裏再沒有河流淌過，河裏的石頭再次呈現出它們的安靜，在寧靜的陽光之下，那些石頭默默地躺在河床底，享受著自然的沐浴。如果你不把那些石頭砸開，你根本不會看到昔日河流的衝刷給石頭們帶來了怎樣深刻的烙印。
東衝村的人一戶接一戶地回到了自己的家園，他們結束了終日的顛沛流離，結束了被狼群追殺捕獵的噩夢，重新成為山水田野中的定居者。當他們推開自己被戰火燎烤得發黑的大門，走進自己的家，看見那些溫馨如夢的桌椅床凳時，他們禁不住淌下流淚，一起放聲大哭起來。
田園的日子再度到來，東衝村的人們收拾幹淨庭院後，開始召回自家的雞鴨貓狗，開始翻土地，播下種子，並且，他們開始計算早已荒蕪了的日子。沒有人對再度到來的安寧做什麼追究，也沒有人去回憶過去了的那些深淵，甚至，東衝村的那些女人們也不再每日每日都站到自家院子門前的槐樹或棗樹下，用手搭一個涼棚往村口眺望。黃昏了無聲息地劃動翅膀從村莊身邊經過的時候，人們像扳子的魚一樣地把自己當日最後一點力氣留給土地，然後扛著農具，拖著困乏的身子回家吃飯，洗幹淨孩子和自己，睡覺。春天到來的時候，天空極其清朗，排著隊從南方長征而歸的大雁扇動著綢緞般的翅膀，留下一聲或兩聲清唳，在雁陣之下，東衝村再沒有了往日眺望著的女人的那一道景致，人們已經開始學會接受和習慣新來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