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們知道，在一個人的生命經曆中，到底有著多少真實性？它給我們這些互相敵視和抵製的人們帶來多少溝通的可能？我們真的可以憑借我們的寬容來向對方伸出我們的心靈之手嗎？
1994年2月，我回到我的家鄉去了。我是作為一名新聞記者到那裏去采訪的。我在辦完公事後回到東衝村，在簡家的老宅裏住了兩個晚上。那兩個晚上當然不是我一個人閑待著，我也沒有擁在因為潮濕生了黴的被窩裏湊在昏暗的燈光下讀《天夢樓隨筆》這種艱澀的思想小品。我幾乎沒有這樣的時間。那兩個晚上，村子裏不少遠親近鄰來看我，陪我說話。他們大多是本世紀下半葉出生的年輕人。他們圍坐在一起，一點兒也不生疏地喝著我買來的啤酒，嚼著魷魚幹和脆青豆，從煙盒中一支接一支拿煙絲金黃的雲煙來抽，一邊大口地吐著痰。他們大多外出打過工，見過不少世麵，知道很多這個世界上發生過和正在發生的事情。
那兩個晚上，我們的話題天南海北。我們談到了農村繁多的稅賦問題，也談到了深圳大亞灣核電站會不會爆炸的問題；我們談到了村裏五羊的女兒在漢口的發廊裏“做醜事”被抓住的問題，也談到了香港回歸後會不會使用人民幣的問題；我們談誰來吃化肥魚化肥菜的問題，也談村長彥青家麥收時雇了八個短工算不算新型地主的問題。總之，我們無話不談，真的有一種胸懷全球放眼世界的感覺。後來，我們改變了話題，不談現實，改成談過去。我們就談到簡家的曆史了，談簡家那些生活在曆史中的人了。
那些年輕人，他們真的是見過世麵的。他們的口氣很大。他們的腦袋瓜也很好使。他們對簡家的事情了如指掌。他們縱橫捭闔指點江山，大聲地誇獎我的二爺、三爺、大伯、二伯、三伯以及我的父親。他們大聲地讚譽我們簡家當年的殺伐之氣和熱烈日子。之後，他們又提到了我的四爺。他們提到四爺時口氣全變了，就好像嘲笑一群猛虎當中的一隻縮頭貓一樣。他們說，他那個兵，當得造孽。他們迷茫地問，他現在在幹什麼？他怎麼從來不回老家來看一看？他到底有什麼好怕的呢？他們一邊喝著啤酒，一邊吐著痰，那個樣子就像一群年輕的嗡嗡的公蚊子，突然地讓我感到了厭惡。
從家鄉回到城裏後，我把家鄉的所見所聞告訴了父親。父親他對來自家鄉的任何消息都感興趣。他在聽那些揮發著家鄉純粹落日氣息的事情時就像一個虔誠的孩子，坐在那裏，腰板挺直，身體前傾，好像那樣他就可以更接近他的家鄉似的。他的臉上始終洋溢著無比的驕傲和享受，但是當我說出村子裏的年輕人對四爺的評價時，他的臉色倏忽變了。他像是被人啐了一口似的，目光中露出十分可怕的神色。他把前傾的身子收了回去，霍地站了起來，看著我，大聲地說了一句非常難聽的粗話。他說完那句粗話之後轉身走開，走了一半，又折身回來，衝著我把那旬粗話重複了一遍，然後他才邁開大步踹開門走了出去。
那句粗話的原文是：“放他娘的狗屁！”
老實說，即便我能夠理解父親那種複雜的感情，也不明白父親他為什麼會那麼衝動。村子裏那些年輕人說的畢竟是事實，四爺那個兵當得的確不怎麼樣，何況父親他是從曆史中走過來的，他從曆史中走過來，有了那樣的經曆，是應該寵辱不驚了，是應該笑對塵世，任人評說，有什麼必要為幾個認為在發廊裏工作就是“做醜事”的年輕後輩的話大動肝火呢？
我感興趣的不是這個，我感興趣的是四爺的經曆——那種極為曲折的經曆，那種任何人都可以用輕蔑不屑的口氣評頭論足的經曆。我已經知道了，四爺他曾經是簡家的男人當中最好的種田人。我從很多村裏的老人那裏聽到了他們對少年四爺的誇獎。他們說起他的耕耙耬耘來就眉飛色舞，就慨歎，就熱淚盈眶就像是在說著他們這一生見到過的最好的犍牛一樣。我甚至不止一次地想象著赤膊的四爺在黑色的土地上吆喝著牲口催耕的樣子。我知道在田野中的少年四爺是快樂的，他拎著板鋤在泥香四溢的田野中追趕野兔的情景永遠都是一幅令人感動的畫麵。那麼，是誰把這幅畫麵洇漬成了別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