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有四個兒子，兩個女兒，有八個孫子，五個外孫，有六個曾孫子，還將有更多的曾孫子。
我在離開他們的時候想，他們本來該是我四爺的後代。
四爺最終失去田園的時間是1933年的初春。那個時候，鄂豫皖蘇區根據地已淪陷無幾，黃衣兵黑衣兵滿世界亂竄，留下來和他們較勁的紅軍武裝勢單力薄，大多時間隻能鑽山溝宿野地，保存一星火種以待來日，照顧不上誰了。天下太平有日，清剿就有了一定的鬆弛，並且允許靖綏區內的老人孩子回到自己的家中了。
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回到燒劫一空的家裏，總算再不用鑽山林奔野地地擔驚受怕了。但是年輕的四爺卻不能回到家裏去。他若是回去了，若是被捉住了，即便是不砍頭，也會被揍個半死，再課以高數額的罰金，而那個時間簡家連風吹的草都沒有一根了，到什麼地方去弄那筆罰金呢？
我絕對可以想象我的曾祖父是如何愛我的四爺的。四爺是他血脈中最濃稠最純正的那一滴，是他在自己年邁時可以驕傲地拿出來證實自己延續自己的那一個，他絕對不會讓四爺去冒這樣的危險。他做出了讓四爺離開家鄉，去追四爺的幾個兄弟和侄兒的決定。這個決定很難做，它是傷筋骨的，但是這個決定一旦做出來，我的曾祖父就不允許它再改變。
四爺在一個夜晚被一個本家的孩子從山上叫回村裏。一進門，曾祖父就把一個曾祖母簡單收拾好的包袱塞進他懷裏，同時把那個背井離鄉的決定塞給了他。那個本家的孩子在日後證實了四爺當時的孱弱反抗。他告訴我，四爺在聽到這個決定時臉色蒼白、目光呆滯，一副心灰意冷的樣子。他先是搖頭，說不。後來就不再開口說話，像個木頭似的戳在那裏。曾祖父怒氣衝衝，恨其不爭，他揚手用力給了四爺一個耳光。那個耳光很重，它是飽含著一種絕望的希望的，它把四爺的牙血都給打出來了。曾祖父打過那個耳光之後開始劇烈地咳嗽，一直咳到四爺羞愧地跪倒在他麵前，答應他的那個決定為止。
有過一頓匆匆的早飯。那是四爺在家鄉最後的一頓早飯。在從來沒有早飯習慣的簡家，這頓匆匆的早飯顯得生疏、拘束而又傷感，同時還帶有一種冥冥中宿命的意味。曾祖母到一個親戚家借了十一個拳頭大小的紅薯，把它們煮熟了，一半揣進包袱裏，讓四爺帶著路上吃，一半端到四爺麵前。四爺像個委屈的孩子，把一雙赤腳縮在雜木板凳下麵，一邊往嘴裏填著紅薯，一邊抽搭著。他抽搭著把紅薯吃完，然後他就背起曾祖父塞給他的那個包袱走出了家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