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午的時候看見了她。她背著一個小挎包，從我的窗前走過。住在這家招待所裏的別的單身女人我都“認識”，所以我知道那是她，不會是別人。她很年輕，大約二十來歲的樣子，很文靜，是那種失語的文靜。她不漂亮，不像住在這家招待所裏我“認識”的其他的那些單身女人，她們都很漂亮，而且張揚。她的模樣長得一般，沒有什麼特色，是在廣告社會裏極容易被淹沒的那一類。但她肯定不是一類的，不是那種複製品，不是電視廣告、時裝、化妝品、首飾、發型、排行榜、電子讀物、垃圾食品、健身模式、休閑潮流和品牌……這一點一眼就能看出來，因為她是失語的。她的失語是用她的身體表現出來的。她的身材非常的好，勻稱而緊湊，充滿音樂感，並且有著大多數女人已經失去了的彈性與節奏，雖然她不得不用一些多餘的紡織品把它遮掩起來，並且肯定是在長年累月之中忽略和怠慢了它，它仍然顯得生機盎然。擁有這樣身材的女人是有權利失語的，當然她們更有權利開口說話。不過她並沒有開口說話，她很快走過我的窗前，像一縷無聲的風，走出招待所去了。
我的老板兼朋友又打電話來了。他在電話裏不耐煩地說，你他媽的完了沒有？又不是要你搞星球大戰計劃，又不是要你設計人類未來，隻不過要你拿一點小小不濟的智慧，你要沒有智慧就拿聰明，你要沒有聰明就拿經驗，你要沒有經驗就拿別人的生活，總之你別把貴族的那一套拿出來，這一點最使人心煩。老板兼朋友在電話裏說，我去看過了，截至今天為止，窺視那套音響的人已經達到二十九位了，它的確是一套好音響，要不要你得趁早。這一回他沒有等我砸電話，一說完就把電話掛斷了。
我感到很沮喪。我已經弄不清楚智慧、聰明、經驗和別人的生活之間的區別了，也許它們本來就是一回事，從來沒有混淆過，它們隻不過是以人們喜歡的方式被認定的，而我的老板兼朋友要我在其中選擇，我並不知道他需要的是什麼。我的沮喪是我太喜歡那套音響了，我已經被它迷上了，我的全部生活中除了它再沒有別的什麼，我的熱愛和憎恨、奮發和墮落全都源於它。在這家陰暗而潮濕、氣味曖昧、充滿了老鼠和蒼蠅的招待所裏，音樂消失了，《RIGHT HERE WAITING》和《THE SOUND OF SILENCE》消失了，甚至Richard Marx和Bryan Adams也消失了，我生活中的全部意義就是努力獲取一堆等待拚裝的音響零件，它們以書寫在五百字一頁的文稿紙上的智慧、聰明、經驗或者別人的生活的方式淩亂地堆放在我的床頭，在變成一套漂亮的電子產品之前，被老鼠和蒼蠅踐踏著。我不能去驅趕它們，不能去驅趕老鼠和蒼蠅，我沒有時間。在我的虛構沒有最終完成之前，有十三個人和二十九個人正在睥睨著真實的它，而且還會有更多人會這樣做，他們和我、老鼠以及蒼蠅一樣喜歡音響。我們大家都需要音響。我們才不去管別的什麼呢。我們不管音響和音樂是什麼。我們也不管音樂是不是真的在音響裏麵。我們隻需要用我們的虛構得到它，得到那一堆漂亮的電子零件。我已經墜入這樣的隊伍中了。我們管那叫競爭。我不是強有力的競爭者。但我有野心。我還有忍耐力和韜光養晦的決心。我不會為此而砸電話的。
老頭衝進我的房間，他像往常那樣搜索我的床鋪下麵和衣櫃裏，並且拉開衛生間的門，朝浴簾後麵看了看。我說，她剛剛離開那裏。老頭問，誰？我說，吉孟。老頭說，她怎麼叫一個男人的名字？我說，是我給她取的。老頭吃驚地說，你們都已經聯係上了？我說，我搬進來的第一天她就拜訪了我。老頭說，不過，那個時候她還沒有來。我說，錯了，她在這兒的時候我還沒有來。老頭用懷疑的目光盯著我說，你說的是誰？我說，一隻女老鼠。老頭出了一口氣。鬆弛下來，說，我以為你說的是她呢。我說，哪個她？車良還是居堂？要麼是崆迪？老頭把他的一雙白內障老花眼罩住我，不滿意地說，你還認識多少女老鼠？我說，差不多這家招待所裏所有的女老鼠我全認識，並且我全給她們取了名字。老頭說，你的名字取得一點也不好，你根本就不會給女人取名字。我說，女人不需要名字，女人要名字做什麼？老頭顯然不想跟我說這些廢話，他不耐煩地朝我擺了擺手，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掏出紅金龍牌香煙，又掏出打火機。他捏手槍似的捏著打火機，打了一下，沒打著，又打了一下，還是沒打著。他的打火機沒氣了。我把我的打火機借給他。他點著了香煙，隨手把打火機揣進兜裏。我說，今天的報紙上有什麼故事？他想了想，說，有一個男人，他把自己的孩子從長江大橋上丟下去了，就跟丟垃圾似的，孩子沒摔死，連內傷都沒有，那個男人卻被判了死刑。我說，有關飯店和招待所的呢？這回他沒想，說，一個小偷，用蒙汗藥放倒了同房間的客人，偷走了錢包。一個星期之後他住進了另外一家飯店，他要求和別的客人同住，並且準備了同樣的蒙汗藥，打算用同樣的方式偷同房間的客人。沒想到等他走進那個房間後，發現同房間的客人正是他一個星期以前偷過的那個客人。我說，這個故事太有戲劇性了，不能用。老頭警覺地看著我，說用什麼？我把話題轉移開，說，今天的開水是冷的，連麵都泡不開，你給我再送一瓶來。老頭不想跟我再說下去，站起來往外走。我說，我的打火機。老頭站住了，轉過身來看著我，像是沒有明白，過了好一會兒才說，我剛才去看過，她不在自己的房間裏，他說過這句話之後就走了。
下午，老頭又到我的房間裏來了，但是他並不是給我送開水和打火機的，雖然他有足夠的時間來做這些事。我對老頭這種完全無視他人私生活權益並且沒完沒了的行為有點生氣了。我本來想告訴他有關憲法和旅業慣例中對公民權利的規定，但是我還沒來得及說，他就先把我訓了一頓。老頭拚命地敲門。我去開了門。老頭把鑰匙從鎖眼裏取出來，不滿意地說，你把門頂上幹嗎？光天化日之下，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我說，我在寫作。老頭說，我知道你寫作，我怎麼不知道你寫作呢？在我這裏住著寫作的人你又不是第一個，我沒告訴過你，在你之前，有寫小報刊的，有寫張貼廣告的，有寫喊冤奏本的，有寫自傳的，連你一塊兒，百十來個總有了。我說，我和他們不一樣。老頭很清醒地說，怎麼不一樣？不都是瞎胡編嗎？反正沒有什麼正經活兒。要是正經活兒，怎麼不在自己家裏幹？我本來想解釋一下，我想告訴老頭工作和工作場地的關係，比如農民不在家裏種地而在田野裏種地，工人不在家裏做工而在工廠裏做工，士兵不在家裏打仗而在戰場上打仗，政客不在家裏搞政治而在官場中搞政治，商人不在家裏賺錢而在別人的兜裏賺錢，以此類推。但是我想了想老頭的話，我覺得他的話是對的，雖然不合乎邏輯，但很準確，能擊中要害。我放棄了。
我說，報紙又來了？老頭在兜裏掏煙，然後又掏打火機，他把打火機打燃，我發現它已經不是我用一塊錢買來的那個了，也就是說，我的一塊錢已經失蹤了，我不可能再把它找回來了。老頭說，什麼報紙？我說，不是報紙又是什麼？老頭詭秘兮兮地說，她回來了。我說，誰？老頭說，她，不是你那些老鼠的她，是她的她，一大早住進來的她。老頭這麼一說我就明白了，老頭說的是我的鄰居，202房間的那位客人。我說，她沒交押金嗎？老頭說，交了。我說，有規定房客這個時間不能回來嗎？老頭說，沒有，愛什麼時間什麼時間。我說，那就對了。老頭對我這種不諳世事的幼稚十分不滿，他把煙灰直接彈到我那堆音響零件上，說，我說的不是押金和時間，我說的是她帶回來一個人。他看著我，大概他怕我不懂事，再問他有規定不能帶客人回來嗎之類的蠢話，接著補充了一句，說，是個男人，老男人，和我一樣老。我有點被弄糊塗了。我不知道這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或者說，這有什麼區別，押金和時間有什麼區別，男人和老男人有什麼區別。我像他看著我一樣地看著他，一副茫然的樣子。老頭看我那副樣子，很氣惱，但他也沒有別的辦法，他已經認定我的覺悟一時半會兒是不可能提高了，他把煙頭丟進我的快餐麵盒裏，說，你能不能把被子疊一下？把房間打掃一下？——你那些女老鼠叫什麼？我說，吉孟、車良、居堂和崆迪。老頭說，你和她們一樣髒。他這麼說過以後就走了，鑰匙串兒在屁股後麵搖晃著直響，像個電影裏的獄卒。
大約一個小時之後，我的鄰居從樓上下來了，她送她的客人。她和她的客人從我的窗前走過，兩個人並肩走著，保持著一種清朗的距離，腳步輕鬆，都沒有說話。他們的樣子顯得有點奇怪，他們都很禮貌，氣質不凡。臉上風過無痕，好像他們彼此都在做著對方的客人，而且先前不熟悉，做過客人後仍舊不熟悉似的。直到走到招待所的大門旁，她才站下，兩隻手安靜地合握在身前，對她的客人說，謝謝您，您走好。客人點點頭，小聲地說了一句什麼話，然後豎起風衣領，跨過大門，走了。她站在那裏，目送著客人走遠，再轉身穿過庭院，從我的窗前經過，回到樓上她的房間去。
在他們一起出現直到分別消失的整個過程中，我一直坐在窗戶後麵看著他們。我主要是看她的那個客人。他是一位身份和職業不能確定的上了年紀的男人，發式隨意而自然，服裝很講究，但一點也不喧賓奪主，看得出來他是那種已經明白自己和身外世界關係的人。還有一點是肯定的，他確實是一個男人，確實是一個老男人，但是他不是和老頭一樣的老男人。
我的鄰居從我的窗前走過時，幾片樹葉蝴蝶似的飄舞起來，那是被她的裙裾帶起來的。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老頭不斷地闖進我的房間，向我通報我鄰居的動向。自從他批評過我以後，我再也沒有用板凳抵過門了。我知道既然房間裏沒有小鎖和“請勿打擾”的掛牌，我就沒有把門真正關上的權利，我就得把我的房間看成是一個公園，讓蒼蠅、老鼠、老頭或者別的什麼自由自在地穿梭來往。鑰匙是一種權力，它是這家招待所唯一的權力，在它麵前我不知道說什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