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的時候，我在漢口寶成路的一家名叫“末日嗥叫”的電器商行裏看中了一套山水牌子的音響，我想買下它來，但沒有錢。我的一位搞影視的朋友“乘虛而入”，要我給他當“槍手”，寫一部商業片，傭金正好是那套音響的價格。我太喜歡那套音響了。我在第一次見到它之後就認定它應該是屬於我的。我在夜裏做夢都夢見它。
我從來沒有對一件東西這麼著迷過。我妻子說，你簡直都瘋了。我想我是瘋了。我想我人窮誌短，除了“賣身”之外別無出路。我向單位請了病休假，差不多有二十天的時間一直關在一家中央在漢口單位的招待所裏寫那個該死的電視劇本，寫得昏天黑地，口幹舌燥。
在我寫那部電視劇的那些日子裏，外麵的世界肯定發生過很多變化，但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我在非常投入地拿虛假的故事出氣。並且每隔四個小時計算一次打印機嘔吐出來的紙張頁碼，把它們想象成我已經賺到手中的一部分又一部分音響零件。那家招待所很髒，潮濕而且黑暗，有很多老鼠和蒼蠅，以及一些曖昧的氣味。我對潮濕、黑暗和曖昧的氣味倒沒有太多的意見，我主要是心煩那些老鼠和蒼蠅，它們非常大方地在我身邊走來走去或者飛來飛去，一點不好意思的表情也沒有，有時候它們甚至會得寸進尺，直接跑到我已經賺到手上的那些“音響零件”上麵，在那裏作威作福。我對這種情況十分憤怒。我討厭別人對我不尊重。我更討厭別人對我著迷的那些東西以及那些事情不尊重。這樣，在每隔四小時計算一次打印機吐出來的紙張頁碼之外，我還得加上驅趕那些太過分的老鼠和蒼蠅這個任務，這使我的心情更加的煩躁。我對那套山水牌子的音響充滿了越來越強烈的熱愛和憎恨。我為自己的墮落充滿了悲哀。問題還不僅僅如此，問題是我還經常受到騷擾。我的老板，也就是我那個搞影視的朋友，他並非屬於那種用人不疑的人，他每天都會從來曆不明的地方打電話給我，有時候是半夜十二點，有時候甚至是淩晨四點。他很不耐煩地在電話裏說，你媽的完了沒有？他心懷叵測地說，我剛才去問過了，已經有十三個人去谘詢過那套音響了。他沒有絲毫人情地說，皇帝不急太監急。我在迷迷糊糊之中感覺到他是把耳機夾在脖子和肩膀之間的，說不定他的手裏還端著一杯髒兮兮的啤酒，我對這隻影視蟲子說，你死去吧！我說完這句話之後就把話機砸掉，用被子蒙上頭，心中對那套音響和我自己充滿了刻骨的仇恨。
招待所的服務員是一個老頭，穿一套做工粗糙的西裝，抽紅金龍香煙，像個過了時的特務。他不知道我整天關在屋子裏鬼鬼祟祟地幹什麼。他懷疑我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他那雙患有白內障的老花眼始終對我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他經常突然地用鑰匙打開門，像受過訓練的聯防隊員一樣衝進我的房間，用一種職業性的目光搜索我的衣櫃和床鋪底下，再拉開衛生間的門朝浴簾後麵看一看。他並不在乎在那些地方發現老鼠之類的東西。他做完那一切之後並不離開，而是坐在我的床上，一邊點燃紅金龍牌香煙，一邊不懷好意地給我講述一段他從報紙上看來的故事。他總是坐在傳達室裏看那種讓人懷疑的報紙，而且把報紙上的那些故事當做他的私人閱曆。他有時候會給我講一個走上了邪路的文學青年的故事，那個文學青年很有抱負，自己成立了一個“中國青年文學院”，向全國各地和他一樣但還沒來得及覺醒的文學青年發錄取通知書，吸收他們成為他的交費弟子。他在另外一個時候會給我講一個走火入魔的情書寫作者的故事，那個情書寫作者躲在一家五星級飯店裏，用一些肮髒的信紙寫了大量的淫穢信件，並把它們投寄出去。我之所以說他不懷好意地給我講述一些他從報紙上看來的消息，是因為他從來就不把那些故事講完。他每一次都隻講一半，而留下意味深長的另一半。比如說，前麵那兩個故事的主人公，他們最後都因為被人揭發而遭到警察的逮捕，那個文學青年領袖被逮捕的時候大義凜然，他理了理肮髒的長發，把雙手伸向警察，並且在走出大門的時候打算高呼口號，被警察一把掐住了脖子；那個情書寫作者在兩個月的作案時間裏廢寢忘食，連牙都沒空刷，臭氣熏天，警察去抓他的時候差點沒被熏暈過去，後來還是拿一條褲子罩了他的頭，敞開車門拖走的。老頭並不知道我也看過那些報紙，在我黔驢技窮的時候，比如說，在我不知道該把那個該死的電視劇的情節如何發展下去的時候，它們成了我創作的源泉。後來他知道了，是我告訴他的，我告訴他，這一類報紙的發行量通常都很大，每一個有心的讀者都可以把它當成個人閱曆；我還告訴他，生活是美好的，即使是在那些令人懷疑的報紙上，也有一些讓我們有信心活下去的陽光明媚的故事。老頭知道我並不是一個抵抗大眾傳媒的頑固分子之後並不氣餒，他把煙頭往我的快餐麵盒裏一丟，很不滿意地說，我就不明白，他們怎麼會一點經驗都沒有？他們執行這樣的任務，為什麼不戴上防毒麵具？他這樣說，真的讓我刮目相看，我知道他說的是那些警察，我覺得他不僅僅警惕性高，而且非常富有經驗，是一個被歲月埋沒了的警務人才，何況他確實看過很多報紙，並且記憶力極好，有很多生動的故事講給我聽。在這個陰暗而肮髒的招待所裏，這一類故事充滿了預見性和象征意義，它們常常在我的電視劇本寫得山窮水盡的時候給我帶來柳暗花明的前景，讓我對主人公和我自己的未來充滿希望。
有時候我寫得實在仇恨了，就丟開筆逃出招待所到大街上去瞎逛。其實我也沒有什麼地方可逛。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地方可以供我這樣以出賣自己換取物質享受的人瞎逛，事實是像我這樣的人已經夠多的了，他們把這個世界弄得擁擠不堪，要躋身進去成為一匹黑馬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主要是對數日不見的這個世界已經陌生了。我甚至於害怕穿過馬路，害怕聽見汽車的喇叭聲和建築工地的混凝土攪拌機聲。更多的時候，我隻能去寶成路上的那家名字叫做“末日嗥叫”的音響商行，看我的（？）那套音響。我不能走近去看，在我的衣兜裏還沒有裝上一張填寫著足夠數字的支票的時候，我隻能遠遠地站在一邊，用充滿憂傷的目光看著它。那套音響，它是那麼的華麗典雅，它就像“鐵達尼”號一等艙中衣冠楚楚的貴族一樣，讓人敬而遠之。我絕望地想，那為什麼不是我的生活？為什麼不可以由我來擎著一杯靜止不動的沙漠落日，感受Carpenter的《YESTERDAY ONCE MORE》？地獄與天堂，消失與萌孕，現實與夢想，它們永遠是兩個世界，永遠在造成割裂，我們隻能用自己的身體去填平這其中的鴻溝，你能不能成為一個身體這無關緊要，沒有人會與你商量，這如何的不讓人絕望。
我就是在這樣的絕望中見到了她。
我這樣說，其實她和我一點兒關係也沒有。我並不認識她，這種不認識從一開始一直到結束。她也不是我電視劇本中的人物，即便是她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之後，在那家陰暗潮濕的招待所裏出現以後，我也沒有打算把她寫進劇本中，讓她變成我那套音響中的某一個零件。同時，她是不是願意成為我音響中的某一個零件也值得商榷，那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她和我絕望的心情沒有任何關係。她和我的唯一關係是，我們倆都是那家中央在漢口單位招待所裏的住客，如果還需要加上一點兒什麼，那就是我住102房間，她住202房間，我住她樓下，我們算是露水鄰居。
她是在我住進那家招待所之後的一個星期天和我成為鄰居的。那個時候，我的電視劇正寫到第三集。我的主人公發現他失戀了，與此同時他的父母也開始鬧離婚。我不知道該把我的主人公怎麼辦，該把主人公的父母怎麼辦。如果說主人公我還能夠設法讓他而今邁步從頭越，他的父母呢？他們顯然已經來不及了。同時這裏還有一個技術性的問題，我在什麼地方安排他們的終結？是讓他們去找街道居委會還是直接找法院？我不能讓我的電視劇中出現硬傷，否則我的音響永遠都隻能是一堆湊不齊的零件。老頭——我是指招待所那個穿一套做工粗糙的西裝、抽紅金龍牌香煙、像個過時的特務的老頭（下同）——在這樣的時候又與老鼠和蒼蠅沆瀣一氣，總是來找我的麻煩，讓我在街道居委會和法院的左右為難中，又有了我的主人公和文學青年領袖以及情節製造商的混淆，使我無法清醒起來。可以這麼說，那是我在這一次“賣身活動”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
她是一大早住進這家招待所裏來的。
我那個時候還沒從我的老板兼朋友的淩晨騷擾中恢複過來，正睡得迷迷糊糊，還沒起床。老頭用鑰匙打開我房間的門，進來了，並且開了燈。不過這一回他沒有像以往那樣衝進來，而是躡手躡腳，有點像他最開始對我懷疑的那種人物一樣。他把我推醒。我問他幹嗎，是不是早報上又有什麼消息，比如說又抓住了一個以飯店或招待所為作案點的變態者？他把我往床裏推了推，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神色曖昧地衝著我笑了笑。我問他笑什麼，是不是我這回的判斷錯了，這回他要給我說的不是這一類故事，這一回他要打破窠臼，要給我講一件陽光明媚的故事？老頭說錯了，他不給我講故事，他確實要告訴我一件事，但不是故事，故事是已經發生的事，他要告訴我的是一件正在發生的事。再說，現在才早上六點鍾，早報還沒有來，他可以講給我的故事我全都聽過了，在沒有生活的充實之前，他不能像我一樣地胡編亂造。我說，那你快講吧，講完以後幫我提一瓶開水來。他說，你樓上住進了一位客人。我說，哦。他說，是個女的。我說，哦。他說，她一個人。這一回我不能光說哦了，我說她是不是沒有身份證？老頭說，她有身份證，但是她是女的，而且她是一個人。我說，你這裏住了好幾個女的，她們基本上都是一個人。老頭說，她和她們不一樣，她的情況有點像你。我問，她和她們怎麼不一樣了？她的情況怎麼像我？是不是她像我一樣的不在半夜三更裏進出門？或者半夜三更進出門的時候沒有給你小費？她不是剛住進來嗎，她還來不及在夜裏活動呢。老頭搖搖頭非常肯定地說，你不用替她狡辯，你們是一路貨色，反正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