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辯罪的緣起，便是各方力量互相較量的結果——張都監受了蔣忠賄賂，一心要以“塗麵掛須、持刀劫殺”的罪名置武鬆於死地，而管驛衙內施恩則是拚著傾家蕩產，也要告張都監“栽贓冤盜”，為盟兄武鬆報仇。他許了康文兩千兩紋銀，一千兩謝儀，求康文周全。康文已知武鬆有冤，若再按“盜首”辦，於理不通，施恩不會罷休，且得罪了財神；若按“栽贓冤”辦，在張都監那裏又會吃罪不起：三品大員的飯碗不是好砸的，弄不好狗急跳牆，康文落不到好處，還得擔上大風險。萬全之策隻能是：既要讓武鬆活命，還得讓張都監有梯子下台。
隻有這樣，才能既保住三千兩銀子，又無礙自家前程。“辯罪”一舉，便是特定的人物在這種特定的情勢之下所作的特定的選擇，說得在情在理，讓人折服。
再看康文辯罪，也並非強辭奪理，專靠口舌之功。辯罪的依據乃是案情本身“層層節節的破綻”，要害有三條：武鬆乃朝廷罪民，張都監何至於還要請他進府，待為上賓，豈非“目無皇上”？此其一。張都監到任方才兩年，居然有20萬兩銀子的積蓄讓賊偷去，若非克扣軍糧，錢從何來？此其二。其三，武職衙門報盜案，這三品武官還能再幹下去嗎？事事不離規定之情，句句不越既在之理。康文始終抓住案情中的“假”，猛攻張都監心中的“虛”，步步緊逼，駁得他啞口無言，最後於無可奈何之中反轉來求康文設法。康文終於卡住了張都監，迫使他自己同意更改移文。辯罪至此成功。
在“辯罪”之中，說書人層層剝皮，剔肉見骨，官場的黑幕，人情的勢利，金錢的淫威，謀劃中的私欲，膽識上的狠毒，一路說來，循情順勢，讓人心服口服。
你聽到的是緊扣心弦的故事，看到的卻是社會深層萬般千種的世態人情以及形形色色的社會相。“紙上得來終覺淺，說盡人情方是書”，這是評書藝人寶貴的經驗總結，也是大書審美價值的根本所在。
三、情節鋪敘的曲與巧
評書藝術很注意故事情節的傳奇性、曲折性與敘事的連貫性的統一。
評書多有曲折驚險的故事，情節一般都具有傳奇性。這也是評書藝術富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這種藝術傳統的形成，同樣與講聽藝術的活動天地有關。
人對未知事物都具有一種探求心理，對於過去尚未熟悉的現象總會產生新奇感。這種探求心理和新奇感，正是調動審美興趣的心理基礎。大書情節的傳奇性、曲折性，與人的這種心理機製的趨向性基本一致。它吸引著人的注意力，把人的思維活動一步步地推向高潮，使之進入最佳運動狀態。
說書藝人善於根據書情書理的變化發展，安排不同類型的扣子。諸如連環扣、鴛鴦扣、陰陽扣、風火扣、子母扣、人情扣等，變化無窮而各顯其妙。大扣子可以貫穿全書，小扣子俯拾即是。金戈鐵馬的史書也好，煙粉靈怪的記書也罷，發跡變泰、俠義公案，各類大書，莫不如此。故而民間有“看戲看軸，聽書聽扣”的說法，藝人亦有“能不能吃上飯，就看會不會做下回分解”的經驗之談。
傳統大書，一說經年累月，聽眾始終不散，其奧妙也在這裏。揚州評話《武鬆》洋洋80萬言，說書人以武鬆的活動、行蹤為線索，在這條主幹上層層設扣，逢枝開花，遇路轉彎，演出了無數驚險曲折的故事：“武鬆為尋胞兄，別了柴進、宋江，趕奔陽穀縣，倒也尋常，偏途經景陽岡，酒醉遇虎，險遭不測。在陽穀縣武鬆訪著了哥哥，手足團聚本是幸事，不料嫂嫂不賢，又引出無限風波，始有“殺嫂祭兄”、“鬥殺西門慶”等複仇之舉。中經陳洪周旋，免了死罪。判配孟州途中，又生出個“十字坡打店”一節，就中交代了魯智深、楊誌雙奪二龍山的隱線。到得孟州，結拜了施恩，於是又有“大鬧快活林”、“醉打蔣門神”的好戲。
蔣忠為尋報複，買囑張都監設計栽陷武鬆。州衙堂上大刑滿貫，險些要了武鬆性命。虧得施恩重金買得了康文辯罪，才又化險為夷，二次起解。武鬆堂堂英雄，豈肯善罷甘休？此已伏下火種；偏是蔣忠手毒，繼續追殺武鬆，猶如火上澆油。這才又引出了“大鬧飛雲浦”、“血濺鴛鴦樓”、“亡命十字坡”以及鬥殺飛蜈蚣、吊打白虎山、入寶珠寺、取二龍山、七雄聚義等無窮關目，波瀾起伏、動人心魄。聽眾在層層相因的藝術懸念之中，急切地關注著武鬆命運的變化。隨著一個懸念的解除，聽眾的注意力又被係向另一個懸念；直至究出個水落石出方得罷休。足見藝術懸念在大書創作中舉足輕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