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這句話，董子似乎是相信人性有善有惡。因為“天”有陰、陽二氣，人從“天”那兒獲得生命，所以人性之中也有陰、陽，人性的陰、陽就是貪、仁。這顯然是受荀子“性惡”論的影響。任何人性論都需要解釋清楚：為什麼人會做壞事或錯事？孟子認為人人都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性本善。之所以有人會做壞事或錯事，是因為放逐本心而不知求的緣故。人為何會放逐本心而不知求？孟子沒有明確說明，但其意已明。人人都有惻隱之心，隻是人的秉賦有厚有薄，惻隱之心便有過有不及，過不及便是惡。墨子兼愛無我是過，楊氏隻愛己身是不及；父母溺愛孩子是過，醫生見死不救是不及。即便惻隱之心有過與不及，但過不及之中自有主宰埋沒不得，這便是人之善性。打個比方說，商品的價格總是隨著市場供給時高時低，但商品價格波動總是圍繞著商品價值而進行的。商品的價值始終是商品價格的主宰。人所能做的就是求其“放心”。到荀子，認定人性本惡。“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因為人性本惡，所以需要靠禮教來改造。董子說人有“貪仁之性”，應是有限度地對荀子“性惡”論的吸收。董子以陰陽來議論人性，對宋明理學的人性論有啟示作用。宋明理學家將人性分為“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與董子將人性分為陰陽、貪仁有相似之處。將“仁”與“貪”相對，最早出現在《禮記·禮運》：“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說人性中有貪有仁，是從人的生命體驗中得來。一方麵，任何生命機體，植物也好，動物也好，都會本能地向自然界索取養分，以保證自身生命的存在。人也如其他生物一樣，如果不能維持正常的生命所需，連生命都無法保全，自然就談不上其他。正如盧梭所言：“人性首要的法則，是維護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關懷，是對於其自身所應有的關懷。另一方麵，人又不同一般生物，人是有感情的動物，人天生具有同情心。當人的同情心發動之時，也就無私地將自我融入同情對象之中。叔本華說：“同情是人的意識中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它最初源於並直接存在於人性本身。人的這種雙重性--從外界索取給養和向外界奉獻同情--都是人天生具有的，本身是超道德超善惡的。但從維係人類集體大生命出發，人們將人本有的兩種屬性名之曰“貪”與“仁”，將由此人性引發的行為區分為“惡”與“善”。性惡論和性善論似乎都可以在人生命中找到原始根據。荀子看到人與動物性相同的一麵，主張性惡論，要求人們化性起偽；孟子看到人與動物相異的一麵，主張“性善”論，要求人們擴充善性。兩者都是要完善人格。董子試圖整合孟、荀的人性論。與此相應，董子還從人性中分出“性”與“情”。《漢書·董仲舒傳》曰：
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製不節。
《春秋繁露·天地施》曰：
“變謂之情，雖持異物，性亦然者，故曰內也。變變之變，謂之外。故雖以情，然不為性說。
這裏說出“性”與“情”的關係：一、性在內，是人的內在本質；情在外，是人的外在欲望；二、情是性的外在表現，性是情的內在根據；三、情可以隨具體環境的變化而變，而性卻是“亦然”；四、情雖是由性而出，但已不是性，“不為性說”。由此可以看出，董子有主張性善情惡的傾向。與宋明理學比較，董子論性情比較粗淺，但其人性論史上的意義不應抹殺。由上分析可知，董子的人性論是對孟、荀人性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並創造性地將“天”、“陰陽”、“情”、“欲”等觀念帶入人性論的論域。在先秦原始儒學和宋明新儒學之間，董子的人性論實際上是一座橋梁。董氏的人性論是與其教化理論相配套的，《春秋繁露·實性》曰：“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