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化的主體董子為教化建立了一個理論根據，並在此基礎之上形成一個教化係統。第一，要有行之有效的推行教化的力量。《春秋繁露·玉英》曰：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
“五正”之中，首先是君正。“先自正，而後正人。”君者，國之本，其言行舉止為萬物之樞機，影響天下之風俗。所以儒家曆來重視正君。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孟子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上》。到了董子，他說：“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春秋繁露·郊祭》。董子主張治國從正君開始，與“大一統”觀念是相配套的。何謂“正”？董子有自己的終極標準。《春秋繁露·竹林》曰：
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
董子從人的性命處著眼，強調國君應該體天之微，承天之所為而為--“行仁義而羞可恥”，這才叫做“正”。行仁義有法，即是“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也就是消除小己之私欲，融合到生命洪流之中，一心為天下興利、為天下除害。總之，君正是推行教化的關鍵。其次，君正以後，還需要一批儒生作為推行教化的主體。在董子看來，儒生是禮樂教化的具體承載者，隻有他們，才能將國君的仁義之心布達到子民的身上，使天下萬物都能沾溉天子的陽光雨露。所以國君應該尊儒術，興太學，修六藝，立五經博士，通過舉孝廉、察賢能、考功名等舉措，使禮樂教化得到真正落實。漢武帝接受董子的這些建議，使得民風為之一改，正說明董子理論有其存在價值。關於漢代的教化效果，可參看徐複觀在《兩漢思想史》中的論述。在董子看來，隆經術、興太學是推行教化的一個重要手段。人類的教育活動是伴隨人類社會的產生而產生的。據《禮記》可知，古代的學校，集教育、養老、祭祀與議事等多種功能於一處。《孟子·滕文公上》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禮記·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古人重視學校教育，因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禮記·學記》。。古代本是“官”“學”合一，但隨著周王朝的式微，王官之學逐漸消亡。私學興起，“學”與“官”原有的這層固定關係漸漸疏離。孔、孟、荀極力提倡興學校，以推行儒家的教化。《論語·子路》提出“庶之”、“富之”、“教之”。《孟子·梁惠王上》曰：“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荀子·大略》曰：“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七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很明顯，他們都希望以文教治國。但是在春秋戰國之時，社會崇拜暴力強權。《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曾描述道：“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麵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因此孔、孟、荀四處遊說諸侯，“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孔、孟、荀都希望政府興學校以推動教化，但是由於時代的關係，他們都沒有明確地將學校教育直接與官員培養聯係起來。二、教化的對象董子通過自己對人生的實際觀察，將人分為三種類型。《春秋繁露·實性》曰：
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鬥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
董子此種分類法源於孔子。《論語·季氏》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這說出了實際的人生。實際的人秉賦有厚有薄，接受能力有強有弱。聖人大概接受能力強，仿佛是不教而成；中人接受能力一般，需要待教而成；鬥筲之人則接受能力差，教而不成。我們不能據此便認定董子是主張性有“三品”的。董子在此並不是說有三種人性。人性隻有一種，即人的質的規定性，聖人、中人和鬥筲都共同具有這種質的規定性，隻是量上有多少之別。董子不以聖人之性名性，也不以鬥筲之性名性，因為此兩類畢竟是極少數，沒有代表性、典型性。因此，董子隻以中民之性來討論人性。更重要的是這番話在交待教化的對象。聖人不教而成，鬥筲教而不成，都是用不著教化的，隻有中人需要教化。也就是說，董子規定的教化對象是一般的人。三、教化的物質基礎儒家提倡教化，主要為完善人的精神生命，但並不就意味著要否定人的物質要求。《論語·子路》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