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說苑·建本》：“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與《論語》略同。
“庶之”，是給予人以生命，因為有了生命才能談及其他，所以孔子將其擺在第一位。“富之”，是為維持人的生命提供物質基礎，如果人的生命沒有物質保障，那麼“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孟子·梁惠王上》。。“教之”，是提升人的精神生命，使人道德自覺、人格完美而立於天地之間。孔子這種先富後教的思想深深影響著後來的許多儒者。孟子強調先“製民之產”，然後再“趨而之善”。荀子提出：“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韓詩外傳》卷五曰：“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以禦以禮義矣。”到了董子，他說：
《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春秋繁露·仁義法》。
也是先要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使人民的生命有保障，然後才能談及教化。故而他提出一係列的保證措施：“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並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漢書·食貨誌》。董子的“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與孔子的“庶之”、“富之”、“教之”遙相呼應。從單個生命主體來說，這是三個不可或缺的依存條件；從整個社會大生命來說，是治理上的三個層次，也是儒家治天下的三個步驟。法家和黃老學說也強調為政先富民，但與儒家有著本質的不同。如《管子·治國》雲：“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治難矣。”將這段話與前所引的儒家觀點做一比較，為政宜先富民是兩家之所同，但富民的目的則有天壤之別。儒家立足於“仁”--人的生命和生命體驗，提出富民是為了使人進一步成為真正的人；而法家立足於社會控製，提出富民是為了君主更好地控製社會。董子的“庶之”、“富之”思想具體表現在他通過發揮《春秋》大義，要求當權者要重視人民的生命，要反對不義的戰爭。《春秋繁露·十指》曰：“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他提倡的“強幹弱枝，大本小末”的“大一統”，也是為了防患於未然，避免給人民帶來災難的戰爭，這本來就是仁義的表現。《春秋繁露·竹林》曰：“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他還要求當權者講究“度製”，取民有節，使民有時，不與民爭利，限定強占民田，目的都是為了使人人都有生活保障。從這也可看出，董子學說渾然一體，前後緊密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