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數百年的砍砍殺殺，中華民族終於形成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中央集權的大漢帝國。新型的政權在它最初的幾十年，顯示出強大的優越性。一是人民可以安居樂業。漢高祖奪得了天下，首先就宣布大赦令，隨後是部隊的總複員，還宣布恢複法律、秩序、安全及對黎民分發救濟物資，允許奴婢贖身，多年都是二十稅一或三十稅一，甚至於豁免部分賦稅。處在如此安定而開放的社會中，民族的精神、社會的活力得到充分地釋放。社會欣欣向榮，到處一派生機。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讚道：“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二是國力的空前強盛。經過漢初近七十年的休養生息，國家財富急劇增加，儲備糧露天堆積，腐爛成泥；國庫的錢幣多得常常擱置不用，穿錢的繩索朽爛無法計數。國家武力也異常強大，北卻匈奴，南服南越，西撫巴蜀，東盡海利。還開展了大規模的治水和灌溉工程，在渭南開鑿漕渠，方便了通向長安的水運，又灌溉了農田；在渭北開鑿龍首渠，穿井相連，從地下排水；另外還開鑿了幾條與鄭國渠平行的新渠，還開始了對黃河水患的治理。三是人的生命得到極大的張揚。陸賈南說南越；司馬相如西定巴蜀；張騫遠通西域；衛青、霍去病馳騁沙漠之地，發願“匈奴未滅，何以為家”；蘇武牧羊，身處絕境茹毛吃雪但仍懷抱漢節；司馬遷以個人之力寫出巨著《史記》；公孫弘以白衣文人進至相位；董子著書立說為漢帝國規劃遠景。另外如蜀卓氏、宛孔氏、曹邴氏等居山冶鐵，通商賈之利，富比王侯。而漢武帝更具雄才大略，平氐、羌、昆明、南越，定東甌，卻匈奴，廣土斥境，提封萬裏，“遂疇姿海內，舉其茂俊，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號令文章，煥焉可述”《漢書·武帝紀》。。正是有如此雄厚的物質基礎，從而造就了漢人開放、闊大的心態。漢人開放、闊大的心態，漢代的史學、文學、繪畫之中即可窺見一斑。司馬遷的《史記》為中國史書樹立下了不朽的豐碑。司馬遷寫《史記》，一方麵是由於太史世家的責任和他父親的臨終囑托，另一方麵也是由於大一統帝國為他創造了物質條件。文景之時開獻書之路，聚天下篇籍堆積如山，這就為太史令司馬遷提供了文獻基礎。而且正是大一統帝國為司馬遷的遊曆天下提供了可能。司馬遷“二十歲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史記·太史公自序》。。更重要的是大漢帝國的強盛激發了司馬遷的開創精神和宏偉氣派。上自三皇五帝，下至當時的漢武帝，大到帝王將相的政治活動，小到雞鳴狗盜的世態人情，上下三千年、縱橫五千裏的人物風貌無一不攝入《史記》這部曆史畫卷之中。
司馬遷不是在寫曆史，而是在抒發時代精神，曆史在他不過是一種表達手段，其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報任安書》。。最能顯現漢代文學特征的是漢大賦，而漢大賦的代表作是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讀一讀《子虛》、《上林》，我們可以看出漢大賦鋪張揚厲、堆砌辭藻的特點，也難怪後人視漢大賦為類書、字典、味同嚼蠟。但是也正是如此特征，恰好表現出時代的精神。“賦體物而瀏亮”，極盡鋪陳、誇張之能事。天上的、人間的萬般事物都任作家驅使，現實中的、想象中的所有景觀都被挫入筆端：山水樹木，鳥獸宮殿，美女衣飾……在那堆砌、重複的字裏行間，呈現的是江山的雄偉、物產的豐饒、宮殿的巍峨、服飾的奢侈、鳥獸的奇特、人物的氣派、狩獵的驚險、歌舞的歡快……在那呆板、笨拙、誇誇其談的文字背後，蘊藏著的卻是強勁的生命活力、浪漫的創造力、樸拙雄渾的審美情趣和“苞括宇宙，總覽人物”的雄偉氣派。可以說，也隻有在漢武帝時代才會產生司馬相如這樣的大賦，這與後來的模仿之賦、純粹炫耀個人才華之賦實不可同日而語。漢代的繪畫、雕塑也體現了時代精神。漢景帝之子魯王劉餘興建靈光殿，殿壁“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可惜這些壁畫已湮沒不存。但近年來，在湖南長沙發現漢代巨幅的帛畫，在遼寧遼陽、內蒙古和林格爾、河北望都、河南密縣等地發現漢代規模宏大的壁畫，還發現了一些漢代的畫像石、畫像磚。山東嘉祥出土的第一塊畫像石，縱73厘米、橫68厘米。畫分四層：第一層，分上下兩部分，正中坐著東王公，其兩側各有一組肩有雙翅的羽人。左側一人麵鳥身。第二層，分左、右兩側。左側一組三人，中間一人撫琴。右側一組亦三人，中間一人踏鼓而擊，其餘二人在舞蹈。第三層，左一人，兩火眼灶，斜煙突，灶上放甑、釜，一男子跪坐灶前燒火。灶旁懸豬腿、豬頭、魚，剝好的雞、兔等。二男子持刀操作，下方一女子在洗刷。右方有一井，進旁一俱桔槔，一女子正在汲水。桔槔立杆上懸掛一隻狗（？），一男子持刀剝皮。第四層，前邊是二騎者。後麵有一輛曲轅軺車，上坐二人，車前一題榜，無字。由此可見漢代繪畫之一斑。從天上到人間，從曆史到現實，想象中的神仙世界，生活中的人文景觀，無一不進入漢人的畫麵，而且這一切都融為一體。李澤厚先生評價漢代繪畫說：“這不正是一個馬馳牛走、鳥飛魚躍、獅奔虎嘯、鳳舞龍潛、人神雜陳、百物交錯，一個極為豐富、飽滿、充滿著非凡活力和旺盛生命而異常熱鬧的世界麼？漢代雕塑也頗有特點。長安、洛陽宮苑多有巨型雕塑，霍去病的墓區有石馬、石虎、石牛、石豬及怪獸形象，特別是“馬踏匈奴”的造型，純樸雄渾而有氣勢。總之，我們從漢代的史學、文學、繪畫等方麵，可以看出漢人那開放、闊大的心態。以上我們討論了殷周人的“天命”觀、秦漢之際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漢人開放闊大的心態，這三個方麵實際上是董子“天論”的背景。正是殷周的“天命”觀念在文化中的積澱，使得董子的“天論”中也有神秘宗教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