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翻援比類，以發其端。《春秋繁露·玉杯》。據蘇輿《春秋繁露義證》，此句中的“赴”應為“起”。
首先，由《公羊傳》的“赴問”、“應問”，知趙盾、許止並未弑君。《公羊傳·宣公六年》曰：“趙盾弑君。此其複見何？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弑君的真正凶手是趙穿，穿之罪易明，《春秋》不屑貶之。趙盾之罪隻是沒有替君複仇討賊，於君臣大義有損。按《禮》說，君臣如父子。父母之仇，不共戴天。這一點容易被人們所忽略，所以《春秋》加“弑君”罪名於趙盾，以明君臣之義。《公羊傳·昭公十九年》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弑也。曷為不成於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許世子止並非有心害死父親。父親生病，他親自熬藥、喂藥，不料父親飲藥而亡。《春秋》之所以加之“弑君”罪名，責之不嚐藥。按《禮》說，父母有疾病需要飲藥，子女必須先嚐試然後才能進藥。其次，觀《春秋》對二人態度，是文誅而實不誅。《春秋》“書葬”、“複見”，即是說明二人之“弑君”，與親弑者畢竟有別。《公羊傳》明白地赦免了許止之罪：“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但《公羊傳》卻沒有明言赦免趙盾之罪。董子曰：“盾之不討賊為弑君也，與止之不嚐藥為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既然趙盾有“不宜誅”之理由，為什麼《公羊傳》卻從未明白地說出來呢？董子解釋道：“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與“又”同）明大惡之誅（盧文昭雲：疑當作大惡之不宜誅），誰言其誅？”晉靈公被弑，當時在朝的大臣很多而趙盾不在朝，《春秋》偏偏加弑於趙盾。董子說：“《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係之重責，使人沉思而自省悟以反道。……他國不討賊者，諸鬥筲之民，何足數哉？”其三，察趙盾、許止的行為舉止，以觀其內心。趙盾平時“願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鄰也。”當“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時，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公羊傳·宣公六年》。董子說：“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許止見父親飲藥而死，自責沒有盡到嚐藥的責任，不立其位，整日哭泣，吃稀粥，沒過一年就死去。因此，《春秋》對他表示同情。《新序·節士》：“許悼公疾虐，飲藥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嚐藥。不立其位，與弟緯、專哭泣，啜餰粥，溢不容粒。痛己之不嚐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以此三點，董子陳述了“趙盾弑君”的內在曲直。以上二例，說明董子解讀《春秋》，前後關聯，使得《春秋》之例前後呼應。董子活用《春秋》之例還表現在第二，不拘泥於例，使《春秋》之例富於生命。《春秋繁露·精華》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蘇輿注雲：“《春秋》，即辭以見例。無達辭，猶雲無達例也。為何《春秋》無達辭、無達例？程子有一段話可作此注解：“《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
何物為權？義也，時也。《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程子所言之“義”、“中庸”、“時”，三者本相通，關鍵在於先“權”而後得之。義者，宜也。凡事莫不求得適宜恰當，即是“義”。中者，不偏不倚之謂也；庸者，用也。在實際應用中求得最佳選擇，便是“中庸”。適宜恰當也好，最佳選擇也好，都是要求把握時機。時機把握恰到好處，就是“時”。人事紛繁複雜，聖賢們也隻能為人事確定一些概括性的原則，在《春秋》則為正例、為常禮。但是牽涉到具體的人事，人還必須用“權”，在《春秋》則為變例、為變禮。“蓋事若可貫，以義一其歸；例所難拘，以變通其滯。因此，董子解讀《春秋》，強調“從變從義”，以發展變化的觀點來看待複雜的人事。這也是《易》理之一用，《周易·係辭下》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前文所言董子對“紀季以郤入於齊”的闡發，即體現這一點。再如《春秋·僖公九年》曰：“晉裏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春秋》書“其君之子”，《公羊傳》認為：“未逾年君之號也。”但此一說法，與《春秋》義例不合。《春秋·襄公三十二年》曰：“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傳》曰：“子卒雲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逾年稱公。……”也就是說，《春秋》之例：對未逾年之君，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合此義例的又如《春秋·襄公三十一年》曰：“秋，九月，癸巳，子野卒。”這是稱“子某”之又一例。再如《春秋·文公十八年》曰：“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這是稱“子”之一例。由此觀之，則應稱“子奚齊”，何以稱“其君之子”？有人請教董子曰：“《春秋》之法，未逾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裏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按董子的理解，《春秋》“避其正辭而稱君之子”，是表示一種無法言說的慘痛心情。《春秋》假魯為王，晉與魯本是同姓，所以董子說：“晉，《春秋》之同姓也。”《春秋》重“親親”之道，故而“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對於晉國之禍采取特別的態度。晉獻公寵幸愛妃，聽信驪姬讒言，造成申生、奚齊、卓子先後被殺，晉國也由此陷入長期的混亂。究其原因，都是“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權勢利欲熏心，使得父子兄弟相殘，從人的生命體驗立場上來看，這是天下最痛心的事。《春秋》於“子奚齊”之前，加上“君”字，一則是對作為“君之子”的奚齊的行為表示責備：“嘻嘻！為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必以兄之位為欲居之，以至此乎雲爾。”二則是對作為“君之子”的奚齊等人之死表示痛心：“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顯然，董子如此解釋，對《春秋》經文作了極大的發揮，比《公羊傳》稱“未逾年君之號也”更能探得《春秋》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