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董子的理解，孔子作《春秋》，“說仁義而理之”。所謂“理之”，即有條理地陳述之，也就是要“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春秋繁露·重政》。。從闡釋學的角度來看，“仁義”是《春秋》之“意”，是孔子內在的生命體驗。其要發用於世，就必須將此“意”表達出來。表達此“意”，就不得不示之以“例”，顯之於“辭”。也就是說，必須“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左右，以成文采。”《春秋繁露·玉杯》。《春秋》之“意”、之“例”、之“辭”，三者相互依存、相互解說。清人莊存與雲：“《春秋》以辭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後世以聖心之極。這又是一層“意”與“象”（“言”）的關係，再次印證了體用不二、即用即體的道理。孔子作《春秋》，借舊史以達“意”，故而不能無“義例”。後人讀《春秋》，如不明其“例”，也就無從正確理解《春秋》之“意”。《春秋》之“例”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正例，即《春秋》中表情達意的通用規則。例如，為表“尊王”之大義，《春秋》不與諸侯專地而封《春秋·僖公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公羊傳》曰：“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春秋·僖公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不與諸侯致王而朝《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公朝於王所。”《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不與諸侯專殺而討《春秋·宣公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征舒。”《公羊傳》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為示“愛民”之大義，《春秋》凶年修舊則譏《春秋·莊公二十九年》：“新延廄。”《公羊傳》曰：“新延廄者何？修舊也。何以書？凶年不處。”，造邑則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公羊傳》曰：“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為申禮樂教化之大義，“《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語出《公羊傳·成公十五年》。《說苑·指武》：“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治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與此可以相類證。蘇輿說：“大抵《春秋》先義法，後比例。以義法生比例。非緣比例求義法也。此言最為的當！孔子借事以達“意”，事同、“意”同，則辭亦同，從而也就顯現出義例。後人解讀《春秋》之時，從中總結出這些義例。然而世事紛繁複雜，凡事不可概以正例統之。“論《春秋》者，泥詞以求而比，多有不可貫者，故一以義為主。”同上。於是就有了變例。變例是以具體的事來昭示大義。就像法律體係中有所謂成文法，也有案例法，正例猶如成文法，變例即是案例法。《春秋繁露·竹林》曰：
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眾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
董子用此兩例說明《春秋》“敬賢重民”之大義。《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曰：“晉人及薑戎敗秦於殽。”《公羊傳》雲：“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裏子與蹇叔子諫曰：‘千裏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塚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然而晉人與薑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秦穆公不聽賢者之言，致遭全軍覆沒。《春秋》特記穆公之敗，並以夷狄來看待他，隻稱國名而不稱爵位，目的是突出“敬賢”之理。《春秋·閔公二年》曰：“鄭棄其師。”《公羊傳》雲：“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鄭伯因為厭惡高克一人，卻拋棄眾人於不顧。《春秋》特書一筆，奪其爵號，也是以夷狄來對待他，目的是為了強調“重民”之義。《說苑·君道》曰：“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詞。”無論“正例”與“變例”，在《春秋》中都是為了達“意”，故曆來解《春秋》者，無不注意其“例”。漢末何休《公羊序》曰：“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清人劉逢祿《公羊何氏釋例》、崔適《春秋複始》等《春秋》公羊學重要著作，都非常注意對《春秋》之例的歸納。然而孔子作《春秋》，重在達“意”，雖有義例，但也決不至於如後人之詳密。呂思勉先生說：“若必一一磨勘，則《三傳》之例，皆有可疑；過泥於例，而背自古相傳之義，非所宜也。董子於《春秋》之例，采取“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的方法。也就是說，是活用《春秋》之例以解讀《春秋》，其具體表現在兩方麵：第一，前後勾連，使《春秋》之例相互呼應。《春秋繁露·玉杯》曰：
今夫天子逾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
“屠其贅”有兩解：俞樾認為，“屠”當為“杜”。凡非經本有之義，皆謂之“贅”。“屠其贅”即為《春秋》之學者，宜杜塞之，則聖人大義不為群言淆亂矣。蘇輿認為，“屠”有剖析之意。“贅”，餘也，《春秋》引申之義，向來為董子所看重者。。蘇說深得董子本意！天下之大，事物之盛，孔子不可能一一作出規定。學《春秋》者能體察孔子之本心，代其辨之，應視之與經相同。孔子鼓勵學生舉一反三，稱讚顏回聞一知十。《周易·係辭上》曰：“引而伸，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可見，董子正是遵從聖人教誨，在詮釋活動中活用著《周易》原理。董子主張：見於經者求之於比，不見於經者明之以辨。例如，天子逾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此兩點《春秋》沒有明言，但可“以比貫類”而得之。《春秋》記載魯國國君即位，可見諸侯逾年即位。由諸侯逾年即位，可推知天子也是逾年即位。又《春秋·文公九年》武氏毛伯不稱使，可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由天子三年稱王，可推諸侯三年內稱子。並且，董子還由此兩點推出《春秋》“以人隨君，以君隨天”之意。人心不可一日無君，但君也是人，凡人都有孝子之心，三年不應當稱王。所以天子三年後稱王，這是“以人隨君”的意思。天有終始之義，未逾年不忍即位，合於天終之義；逾年不敢曠位，合於天始之義。所以天子逾年即位，這是“以君隨天”的意思。再看董子論“趙盾弑君”見《春秋繁露·玉杯》，文繁不引。。《春秋·宣公二年》曰：“秋，九月，乙醜，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又《春秋·宣公六年》曰：“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春秋》之例，弑君賊不複見。典型的證明是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來在《春秋》中都沒有再出現。不再出現，《春秋》以為像這樣以下犯上之輩就應該滅絕。但是，趙盾弑君，卻在四年之後的文字中出現。這是為什麼呢？董子由此聯係到許世子止。《春秋·昭公十九年》曰：“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同年又書：“冬，葬許悼公。”《春秋》寫作有一個規矩，《公羊傳·隱公十一年》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這裏為什麼還要記“葬許悼公”？董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