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子解讀《春秋》，吃緊處即在《春秋》之“大義”與“微言”。《春秋》記十二世之人，錄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人事係之於年月，若沒有一個根本的價值係統存於其中，《春秋》也不足以稱“人道浹而王法立”《春秋繁露·玉杯》。。此潛在的價值係統，也就是後世常常稱道的《春秋》之“大義”，也就是孔子作《春秋》之“意”--即孔子生命體驗之凝結。在董子看來，要想正確解讀《春秋》，關鍵是在於把握《春秋》之“意”、之“誌”、之“義”、之“指”、之“道”：《春秋繁露·玉英》曰：“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春秋繁露·楚莊王》曰：“《春秋》，義之大者也。”《春秋繁露·玉杯》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誌。”《春秋繁露·竹林》曰：“見其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隻有把握《春秋》之“意”，才能“大其貫承意之理”《春秋繁露·重政》。，才能真正做到對《春秋》的正確理解。董子此一詮釋學的原則，與他的“大一統”思想相為表裏。換言之，他如此解讀《春秋》，是他的“大一統”思想在詮釋活動中之一用。在董子看來，《春秋》之“意”即是“仁義”。《春秋繁露·重政》曰：“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然後萬物察者，仁義矣。”《春秋繁露·竹林》曰：“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春秋繁露·仁義法》曰：“《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春秋繁露·重政》曰：“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用權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幾段材料，從幾個方麵給我們揭示了《春秋》之“意”。孔子體察自然、社會、人生等萬事萬物，思慮不厭，夜以繼日，然後得到博大而真切的生命體驗--儒家之“仁義”。“仁義”的根本原則即是“以仁愛人，以義正我”。孔子“說仁義而理之”，於是成就了《春秋》。可見在董子眼裏，《春秋》是一本聖人說“仁義”的經典。而且《春秋》之“仁義”與“天心”、與“王心”、與“王道”一氣相通。《春秋繁露·俞序》曰：“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仁，天心。……《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霸、王之道，皆本於仁。”《春秋繁露·重政》曰：“《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春秋繁露·王道》曰：“《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天”是生命大本的象征，“天心”即是宇宙生命的本質特性。“天”化育萬物，健行不息，所以說“仁，天心”。通三材之道的“王”能體天之微，從而得到“王心”。所謂“王心”，即是仁義之心。“王心”實踐於人事之中，呈現於國家治理之上，即是“王道”。“天心”、“王心”、“王道”三者本質相通，合為一體，均統一於“仁義”。康有為說：“以仁為天心，孔子疾時世之不仁，故作《春秋》。明王道重仁而愛人，思患而豫防，反覆於仁不仁之間，此《春秋》全書之旨也。在董子的詮釋中，《春秋》之“仁義”分而為二：愛人之心與憂患意識。
正文 第三十七章（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