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是思考對《春秋》定性的問題。與《春秋》重“義”相關的，是《春秋》辭“微”。《荀子·勸學》曰：“《春秋》之微也。”又曰：“《春秋》約而不速。”《公羊傳·定公元年》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到董子，他說：“春秋之好微與？其貴誌也。”《春秋繁露·玉杯》。又說：“今《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難知也。弗能察，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春秋繁露·精華》。《史記·儒林列傳》也說：“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可見《春秋》辭“微”是儒者的普遍看法。清人蘇輿雲：“《春秋》之微有二旨：其一微言，如逐季氏言又雩，逄醜父宜誅、紀季可賢，及詭詞移詞之類是也。此不見於經者，所謂七十子口授傳指也。其一則事別美惡之細，行防纖芥之萌，寓意微眇，使人湛思反道，比貫連類，以得其意，所以治人也。如勸忠則罪盾，勸孝則罪止是也。在蘇輿看來，《春秋》之“辭微”有兩種表現：一是不見《春秋》的“微言”，靠口耳相傳；一是隱約見於《春秋》的“微言”，非“比貫連類”則不能得其意。兩者均傳達著《春秋》之“大義”。《春秋》本身幾於“斷爛朝報”（王安石語），如果沒有孔子的口頭講解，當代人想要讀懂其中的文字尚且不能，又怎能讓後人理解文字背後之“大義”？例如，《春秋·莊公三年》曰：“紀季以郤入於齊。”“紀季”是紀侯之弟。“郤”是紀之邑。“入於齊”是以郤地侍奉齊國。紀季此舉似乎觸犯了三條《春秋》“大義”：一是大夫不得專地。《公羊傳·桓公九年》曰：“諸侯不得專地。”《通典一》雲：“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這證明大夫沒有擅自處理國家土地的權力。二是公子無去國之義。《公羊傳·襄公二十九年》曰：“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何休注雲：“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境。”與國君有血緣關係，便有了一同守國的義務。《離騷》中的屈原徘徊於出走還是留下，也是因為他與楚懷王同姓的緣故。三是君子不避外難。《公羊傳·莊公二十七年》曰：“君子避內難而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條，應是罪不可赦，但是《春秋》卻有“賢之”之意。按《春秋》之例，第一，私逃者必書“奔”，如邾庶其、莒牟婁、邾黑肱即是其例，書“奔”使竊邑叛君之罪顯現出來。第二，有罪者必加貶，稱名不稱字，如宋辰、秦針之類。現在紀季沒有書“奔”，說明不是竊地而逃；不稱名而稱字，說明《春秋》同情紀季，如對待蔡季、許叔一樣。《春秋》為賢者諱，而紀季之賢則不可得見。如此看來，紀季此舉必有曲折。《春秋》在此非賢紀季，其實是賢紀侯。齊襄公將複九世之仇據《公羊傳·莊公四年》記載：早在齊哀公的時候，哀公例行公事到周晉見周天子，當時的紀侯打了一個小報告，使齊哀公遭殺身之禍。後來哀公的九世孫興兵為先祖報仇，才引出紀侯身死國亡，“紀季以郤入於齊”。，紀侯自知勢力不敵而不免亡國。《公羊傳·襄公六年》曰：“國滅君死之，正也。
紀侯決心以死抗敵，以身殉國。但懼怕國滅而宗廟毀，所以他對其弟紀季說：“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郤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春秋繁露·精華》。於是出現“紀季以郤入於齊”。紀侯則“率一國之眾，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對於紀侯如此之舉，《春秋》頗為同情。《春秋·莊公四年》曰：“紀侯大去其國。”所謂“大去”者，滅也，是《春秋》為賢者諱。一方麵是為齊襄公諱，《春秋》大其能複九世之仇；另一方麵為紀侯諱，“《春秋》賢死義，且得眾心也，故為諱滅。”其中的曲折，若不得口耳相傳之“微言”，欲使後人解得其中“大義”，斷不可能。康有為說：“凡傳記稱引《詩》、《書》，皆述經文，獨至《春秋》，則遍周、秦、兩漢人傳記文史所述者，皆未嚐引文，但稱其義。故知《春秋》言微，與他經殊絕，非有師師口說之傳，不可得而知也。如對上一句經文，《左傳》僅曰：“紀於是乎始判。”隻不過是陳述紀國因此分裂的史實，至於其中的隱曲則不得其詳。呂思勉先生說：“要之《左氏》為史，《春秋》為經；《春秋》之義，不存於《左氏》；《左氏》之事，足以考《春秋》；則持平之論矣。況且，《左傳》原是史料，本不傳《春秋》，藏之秘府，至劉歆之時才顯露於世。《公羊》傳《春秋》，至遲在文、景之世就已形成規模，因為漢景帝時胡母生、董子就曾被立為《春秋》學博士。《漢書·儒林傳》。《春秋》公羊學者能解《春秋》，主要靠口耳相傳。正因是口耳相傳，所以以前學術最講究師承。孟子曾嚴斥陳相“師死而遂倍之”《孟子·滕文公上》。。荀子曾說：“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荀子·大略》。也正是由於口耳相傳，其結果必然有傳授者的損益增刪。如上文董子稱引的紀侯對其弟之言，明顯較《公羊傳》引魯子語為詳《公羊傳·莊公三年》：“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可見正是傳《春秋》者在傳授過程之中，不斷地加上自己的生命體驗，造成魯子之語與董子之言大意相通，而表述有別。正因如此，劉歆《責太常博士書》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所謂“微言絕”，實際上是指孔子的原話不可完全得知，弟子們隻各得一鱗半爪而已。孔子作《春秋》，肯定有“微言”。除不見於經的“微言”外，還有見之於經的蘊含褒貶的“微言”。司馬遷說：“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史記·孔子世家》。經孔子筆削之“微言”，其中有“大義”在。造成《春秋》之“微”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一是懼怕招惹殺身之禍。正如司馬遷所描述：“是以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文辭，去其煩重，以製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