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學成之後，周遊列國，遊說諸侯，希望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拯黎民於水火，解天下於倒懸。然而事與願違，每不合於時主，菜色於陳，困厄於蔡，窮困了倒如喪家之犬。以古人三“不朽”之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觀之，孔子能“立德”，但無法“立功”，最後隻好選擇“立言”，將自己一生的抱負和滿腔的熱情，將自己對現實的批判與對理想的追求，都一起貫注到《春秋》當中。孔子之借用魯國“不修《春秋》”，大概由於他對故國的曆史最熟，也由於對父母之邦的曆史體驗最親切、最強烈。生活於定、哀之世，孔子對當時的魯國已不抱希望，其作《春秋》隻是為後世王者立法。如果對當時的朝政直接提出批評，怕會惹禍上身，也不利於《春秋》學的傳播。孔子曾說：“畏大人。”又說：“邦無道，危行言遜。”所以《春秋》能書之簡策者不得不用“微辭”，不能書之於簡策者則靠口耳相傳。何休注《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曰：“托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製作之害。”正因“定、哀多微辭”，所以“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公羊傳·定公元年》。。如此，傳《春秋》者方能免殺身之禍。後世精通《春秋》學者都對孔子如此苦心，表一種深切的同情。董子曰：“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繁露·楚莊王》。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史記·匈奴列傳》。《漢書·藝文誌》曰：“《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又曰：“《春秋》所褒損大人，當世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呂思勉先生也說：“封建之時，文網尚密，私家講學，尤為不經見之事；況於非議朝政，譏評人物乎。聖人‘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托魯史之舊文，傳微言於後學，蓋實有所不得已也，曷足怪哉。二是擔心後人誤解。“微言”，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顏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熊十力先生總說之：“微有二義：一曰深微，含義深廣故；二曰隱微，意思隱秘、人不易了故。孔子托魯史以言“大義”，魯之史實，在孔子隻是表意之“象”，是傳遞生命體驗的工具。康有為說：“蓋《春秋》之作，在義不在事。故一切皆託，不獨魯為託，即夏商周之三統，亦皆託也。也就是說，孔子為了表達上的需要，對魯國史料作了重新處理。例如，按《春秋》公羊學家的說法，孔子將魯之十二公分三世：即所傳聞世、所聞世和所見世《春秋繁露·楚莊王》對此“三世”作過詳細描述，其大意曰：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的十二世分為三世，此三世以孔子的生活為基點，分孔子所傳聞世、孔子所聞世和孔子所見世。所傳聞世曆隱、桓、莊、閔、僖五世，相當孔子高祖曾祖時事，凡九十六年；所聞世曆文、宣、成、襄四世，相當孔子王父時事，凡八十五年；所見世曆昭、定、哀三世，相當孔子自己與其父時事，凡六十一年。
正文 第三十六章（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