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三世之中，魯之實際情形越來越亂、越來越弱。但孔子不信人類社會隻能永遠如此，他有著自己的理想社會。於是便托此十二公曆史，通過對史料的取舍與遣詞用語的不同，來表達自己的理想社會：托所傳聞世為據亂世，托所聞世為升平世，托所見世為太平世。世愈亂而用詞愈謹，貶斥愈少。一方麵是為了避禍，前已明言之；另一方麵也是為了表達一種理想。董子在《春秋繁露·俞序》中解釋說：“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蘇輿注雲：“此言聖人因衰世往事，加以明王致治之深心，是故世衰而文自治。”如前所言，魯之“不修《春秋》”本有其“義”。《春秋》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發生的大小之事以千萬計，不能說這些事情本身沒有意義。如果孔子對史料不進行深層的加工，他所整理的《春秋》不過隻是一部史書，那麼後來的讀者（如《春秋》左氏的學者）極有可能拘泥於史料本身而忽略孔子在史料背後所寄予的“大義”。所以董子說“《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春秋繁露·楚莊王》。，司馬遷說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都在說明孔子作《春秋》實具深意。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孔子借魯史作《春秋》，意欲囊括人世間的千變萬化，為後世立根本大法。魯史在他隻是一種達“意”之“象”，而“象”一旦確立，就具有兩麵性：一方麵它可以傳達作者的生命體驗，另一方麵它又對作者的生命體驗造成一種遮蔽。故而孔子隻用一萬七千餘言，用以傳遞自己的孤懷宏願。正如太史公所言“約其文辭而指博”《論語·裏仁》：“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論語·陽貨》：“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隻有“辭微”方能“指博”。恐人不解其意，故輔之以“微言”。《春秋》著諸簡策，而《公羊傳》原是口耳相傳的“微言”。在西漢，此兩者原不可分，傳也是經，“微言”與《春秋》原是一體的。《春秋》內含“大義”，而表現出來的卻是“微言”。《春秋》如此特點，規劃著董子詮釋《春秋》的方向和方法。當然，董子詮釋《春秋》的前理解，實際上還包含著更多的內涵。如以五經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先秦諸子之說、他個人的人生際遇以及他所處的時代風貌等等，這些因素相互交織，在深層次裏影響著他詮釋《春秋》的活動。關於此點，前已多有涉及，在此不再贅言。
正文 第三十六章（3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