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竹林》曰：“《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春秋繁露·俞序》曰：“子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由愛人進一步到“《春秋》之敬賢重民”《春秋繁露·竹林》。，再到“度製”，到王政教化。由憂患進一步到“貴除天下之患”《春秋繁露·盟會要》。，再到“正名”，到“差貴賤”，到“大一統”。《春秋》之“意”，最初從“仁義”出發，最終又歸結到“仁義”，是一個完整的仁學係統。在董子等《春秋》公羊學家看來，儒家的“內聖”和“外王”相輔成體，體用不二。對此，前有詳論，便不再多言。由此也可以看出，董子對《春秋》之“意”的理解與他本人的政治哲學融合無間。或者說，他是以自己的生命體驗來詮釋《春秋》，麵對《春秋》文本，是從自身生命出發來進行他的詮釋活動的。他在詮釋《春秋》的同時，實際上是敞開自己，也在詮釋著自我。怎樣獲得《春秋》之“意”？《春秋繁露·精華》曰：“今《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難知也。弗能察，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春秋》是“道往而明來”，“義之大者也”。但呈現在解讀者麵前的，隻是《春秋》之辭。“其辭體天之微”，故而其“意”難知。要知《春秋》之“意”，重在能察，“能察之，無物不在”。所謂能察，即是精心達思。《春秋繁露·竹林》曰：“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精心達思並非天空行馬，而是要以解讀者的生命體驗來對《春秋》文本融會貫通，做到“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可見，董子對《春秋》之“意”的獲得，不是采用邏輯的歸納方法，而是采用《周易》中“觀”的方法，既有整體的把握，又有具體的體驗。《春秋繁露·玉杯》闡明解釋《春秋》的方法：
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備。
“合而通之”，是合全書以求會通，即追求一種整體觀；“緣而求之”，是緣此以例彼，始終不脫離具象。“五（應為伍）比偶類”，向《春秋》以內來探求；“覽緒屠贅”，向《春秋》以外來類推。由此可見，董子詮釋《春秋》雖然專重“大義”，但總不脫離《春秋》之例、之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