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子老是利用陰陽災異來給當權者提意見，汲黯總是當麵頂撞漢武帝讓他下不了台，於是公孫弘就想辦法整治他們。卜式一心赴國難，無條件地捐獻資產給國家，連漢武帝都覺得有樹立這個典型的必要。但公孫弘說：“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史記·平準書》。公孫弘還曾奏請“民不得挾弓弩”《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這有點像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於鹹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的味道……總之，凡是不利於君權的，就盡力除之；凡是有利於君權的，就盡力為之。這些就是“習文法吏事”的具體表現，很明顯地帶有法家的味道。所以公孫弘很欣賞張湯，“丞相弘數稱其美”《漢書·張湯傳》。。但是公孫弘畢竟不同於張湯，他沒有被列進《史記·酷吏列傳》中，因為他“而又緣飾以儒術”。“儒術”在漢武帝時代可算是一個時髦的話語，從統治者這一方來說，漢武帝推崇儒術，並非真的就喜歡儒學，隻不過因為興儒學有利於中央集權統治罷了。夏曾佑《中國古代史》謂漢武帝：“其尊儒術者，非有契於仁義恭儉，實視儒術為最便於專製之教耳。”但這樣的政治容易造成人與人之間關係緊張，秦朝迅速的滅亡便宣告法家政治模式的破產。黃老學說主張上無為而下有為，的確有利於下層人民休養生息，但也容易造成尾大不掉、枝大於幹的不穩定局麵，文景之世的吳楚之亂就說明黃老的政治模式隻能是權宜之計。而儒家從倫理道德上提倡尊君，這就給君主集權披上脈脈含情的麵紗。漢宣帝教訓他兒子（即漢元帝）的話從另一個角度也為此提供了證據：元帝做太子時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就提出批評。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漢書·元帝本紀》。這話實際上就是招認了西漢統治者包括漢武帝在內都“霸王道雜之”。漢武帝拜公孫弘為相，不光是看重他的儒生出身，更是由於“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漢書·食貨誌》。。公孫弘不負所望，頗能領會漢武帝的意圖，否則他就不是曆史上的公孫弘了。以俸祿供養賓客，開館閣以延賢能，興太學，立五經，都是他“飾以儒術”的外在表現。公孫弘是以自己的語言和行事來詮釋著為臣之道的兩個方麵：“順”與“忠”，而這兩方麵是緊密地融合在公孫弘血液之中的。換言之，是如此的為臣之道催動著公孫弘如此去言語和行事。他畢竟是學《公羊春秋》出身的，加上政治上的機敏，他能夠把“習文法吏事”與“飾以儒術”很好地結合起來，並能在具體的政治操作當中自由自在地運用。正如《孟子·盡心下》所說的：“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雖說是“緣飾以儒術”，但是他也似乎是在以他的方式繼承與發展著儒家的教義，也為儒學爭得正統地位作出過貢獻，以至於史書稱讚他“儒雅”《史記·儒林列傳》稱：“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但是，他與傳統意義上的儒生迥然不同，儒術在他隻不過是為臣之道的工具。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他的為臣之道本身就是從君主集權中滋生出來的，他與漢武帝沒有隔閡，其證據如前所引：“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漢書·張馮汲鄭傳》。他與董子衝突的根源也就在此。董子“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麵。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漢書·董仲舒傳》記有劉歆稱讚董子的話：“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在給漢武帝的對策中，他指出由於當權者的不足，導致“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於是他建議漢武帝應該尊儒學，辦學校，興禮樂，倡更化。很明顯，他受傳統儒學浸染熏習，自定位於傳統文化的承擔者，用自己一生的言語和行事盡力地塑造著王者師的角色。這樣的人，漢武帝當然不喜歡，但鑒於董子崇高的學術地位，又不得不“貌敬以為尊經隆儒之飾”蘇輿：《春秋繁露義證·自序》。，所以“天人三策”之後，就把董子打發到江都為相。公孫弘當然也忍受不了董子的嘮叨不休，後來又一次把他徙為膠西相。因此本文認為，董子與公孫弘的衝突，不能單純地認為是個人恩怨所致，應該說是師道與臣道之間矛盾的一種表現。公孫弘徙董子為膠西相，不能簡單認為是公報私仇。。緊接著的問題是：如前所述，董子與公孫弘生活在同一個曆史時段內，又都是學《公羊春秋》出身，為什麼儒生會有這樣不同的選擇？或者說是什麼使得儒生的這種分化成為可能？我們今天對待曆史人物和曆史現象，不應該隻停留在一般道德意義上的評判，還應思考當時之所以產生如此人物和如此現象的原因所在。凡事皆是因緣和合而成。眾所周知，先秦儒家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一方麵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儒家先驅們積極謀求與君權的結合。孔子周遊列國，待價而沽，他說：“如用我，其為東周乎！”“吾豈匏瓜也哉，焉能係而不食？”《論語·陽貨》。孟子麵幹數主，有為而作，他說：“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孟子·公孫醜下》。但是另一方麵為了堅持自己的理想，他們又不肯枉道以迎合時主。孔子在魯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時，“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臘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史記·孔子世家》。孟子在齊國處賓師之位時，齊王以“有寒疾”為借口召見孟子，孟子也以“有疾”拒絕上朝。他說：“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孟子·公孫醜下》。孔子、孟子各以他們的言語和行事自定義為王者師，他們強烈地反對“鄉願”和公孫衍、張儀的“妾婦之道”，並且通過他們的著書授徒，使這種理念--以師道引導君權--變成為儒家普遍信奉的傳統。魯繆公欲以子思為友，子思不悅，堅持居於師位。事見《孟子·萬章下》。《禮記·學記》中說：“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屍，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麵。
所以尊師也。”《韓詩外傳》卷三還記載了被儒生們津津樂道的“魏文侯欲置相”的故事，從中都可以看出儒者的欲為王者師的文化心態。到了漢儒，轅固曾告誡公孫弘說：“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漢書·儒林傳》。董子為人廉直，“以弘為從諛”。他們都以自己的行事和言語體現著儒家的這一傳統。但是從上麵的事實中也可以看出，儒學自身先天就潛藏著一對矛盾：一方麵儒者要實現理想，就必須去依靠君權；另一方麵儒者要堅持理想，就不能遷就君權。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想與現實衝突的反映，也是師道與君權矛盾的投射。這種內在固有的矛盾事實上就為後來儒生的分化埋下了種子。如果因是種子，那麼緣就是雨露。事情還有另一麵，我們還應該看到自春秋戰國到漢武帝時代，知識分子的周遭環境正在悄悄發生著巨大的變化。春秋戰國是個激烈動蕩的時期，大大小小的諸侯爭權奪利，戰爭日益加劇。而戰爭的最終勝負取決於人才的得失，“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於是君主們競相尊賢養士，此時士的個性也得到極大的張揚，造就了他們敢為王者師的心態。所以孟子有“說大人，則藐之”之言《孟子·公孫醜下》。，《禮記》中有三諫不聽則去之禮。但是隨著秦、漢統一王朝的建立，這種自由寬鬆的空氣正在逐步喪失。賈誼以他的親身經曆感受到這一點，他在《吊屈原賦》的結尾質問屈原說：“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婉轉地表達了對壓抑現實的不滿，對過去自由時代的羨慕。東方朔以滑稽聞名於史，他在《答客難》中正話反說，道出沉痛之言：“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在這種情勢之下，麵對中央集權日趨加強，儒生們產生分化，一類人想有為於社會，部分地犧牲儒者的尊嚴，向君主集權作出某些妥協。叔孫通為漢定朝儀，連他的弟子都發生懷疑，說：“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麵諛以得親貴。……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公往矣，毋汙我！”《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毛詩序》中還提出了“主文而譎諫”的口號。古文《尚書》學也在反複宣揚為臣之法：“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後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後之德。”《尚書·君陳》。在君主集權愈來愈得到加強的時代，阿諛媚上必然漸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公孫弘選擇希世用事，本身就反映出當時環境的一種威壓。史書記載：“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可見公孫弘能在丞相位而得以善終，也得益於他的“希世用事”。他作出這樣的選擇，一方麵可能因為他學的是《春秋》雜學，畢竟同董子一類的淳儒不同；另一方麵也與當時的君主集權製有關。可以說，隻要君主集權存在一天，公孫弘式的“希世用事”就不會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