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而易見，董子、公孫弘之間的衝突不會是因為“流別不同”。第二，武帝立五經博士時，公孫弘還曾為董子公羊學的入選出過力。眾所周知，漢代前期，儒學在社會上層並不得勢。劉邦奪得天下，“然尚有幹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後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後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漢書·儒林傳》。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漢武帝初年竇太後死去之前。但在民間，儒學的傳授卻生生不息綿延不絕。田何授《易》於高祖、惠帝之時，伏勝教《尚書》於齊、魯之間，浮丘伯、申培傳《魯詩》、《穀梁氏春秋》，轅固、董子傳《齊詩》、《公羊春秋》，……所有這些彙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通過儒生上書、賢良文學對策、地方政府察舉等不同渠道不同方式不斷地向政治上層衝擊。從叔孫通定朝儀到陸賈上《新語》，從賈誼為博士到漢文帝詔賢良文學，從董子對策、公孫弘任丞相到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儒家學術登上政治舞台，要與劉漢政權結合已是大勢所趨。在具體的設立五經博士時，《春秋》學有兩股勢力相互競爭：魯學的《穀梁》和齊學的《公羊》，到底由誰率先占有對《春秋》闡釋的話語權力，當時鬥爭異常激烈。《漢書·儒林傳》曰：“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呐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瑕丘江公挾拘謹之魯學，外帶“呐於口”之生理缺陷，辯論之時自然敵不過精通弘達之齊學的董子這位對手。這表麵看起來隻是學術間的較量，但我們萬不可忽略公孫弘在其中的政治運作所起的作用。比照漢宣帝時《公羊》與《穀梁》的第二次交鋒，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中國曆史上政治勢力在學術競爭中所扮演的是怎樣重要的角色。據《漢書·儒林傳》記載，漢宣帝即位時，見衛太子喜歡《穀梁春秋》，便去詢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此三人都是魯人，且與魯學皆有淵源，他們異口同聲地說：“《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於是宣帝喜歡上《穀梁》學，並於十餘年後，“平《公羊》、《穀梁》同異”，穀梁學因此被定為官學。《漢書·儒林傳》。由此可見，第二次競爭中，穀梁學能躋身於官學，韋賢、夏侯勝、史樂等人的政治地位起著莫大作用。同樣可知，第一次爭奪中，公羊學占得先手，公孫弘的確功不可沒，雖然史書上並沒有明文記載。但據已有史料來推測，公孫弘之所以要幫助董子獨得官方賦予的闡釋《春秋》的話語權力，一是因為比較幾種春秋學，董子的公羊春秋學確實在理論上超過其他。二是因為公孫弘是齊人，學的也是公羊學。三是因為他樹立董子的公羊學，也不排除他想借重學術為自己的政治活動服務。中國曆史上，學術與政治曆來關係密切。五經之中，春秋學之與政治尤為親密。
總之，從各方麵考慮，公孫弘與董子的衝突決非因為“流別不同”，否則公孫弘也不能把董子的公羊學推向政治前台。唐晏之所以把他們的衝突歸之於“正以流別不同”，大概是與他自身的學術立場有關。唐晏尊《穀梁》貶《公羊》，從《兩漢三國學案》介紹《春秋》三傳的次序就可以看出。關於公孫弘與董子的矛盾，還有一種說法。讓我們先來看看《史記》、《漢書》中的幾段材料。《史記·儒林列傳》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曰：“（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麵折庭爭。……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嚐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嚐與弘有隙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漢書·董仲舒傳》曰：“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麵。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以上引文使我們很容易得出結論：公孫弘心胸狹窄，忌妒董仲舒的學問比自己好；董仲舒為人正直，看不慣公孫弘的希世用事。自古邪正不能兩立，兩人同處一朝，衝突在所難免。將兩人的衝突歸之於個體精神境界的好壞、道德水平的高下，似乎也有幾分道理。但本文認為這隻是表麵現象，用這個觀點來通觀公孫弘的一生行事，有許多地方就很難解說得那麼妥帖。例如《漢書》中說：“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這話裏至少有兩層意思：一是說弘尊賢重才。《漢書》為了突出這點，還將他與其後任們作了對比：“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二是說弘輕財重義。《漢書》借汲黯的“庭詰”揭示“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然為布被”的事實，還借用漢成帝元始年間的詔書來稱讚公孫弘：“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俸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製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上《漢書》中的話應該是可信的，《史記》中也有同樣的記載，與公孫弘本人“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漢書·公孫弘卜式倪寬傳》。的信條也合符若契。如此看來，公孫弘似乎是一個矛盾的複雜的人。那麼，把董子與公孫弘的衝突原因簡單地歸之於他們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的差異，顯為不妥。我們須另辟解釋的途徑。大凡一個正常人，總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有時我們說某人是一個矛盾著的人，表明我們隻拘泥於他的表層的東西，而這些表層的東西最終必然統一於深層裏的某一點--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此人的靈魂。
我們隻有把握住這一點，才能在本質上真正認識這個人。而這關鍵的一點其實就是此人自為自在的自我。比方說，張三之所以是張三，而不是李四，正因為他是張三。這個“是”表征的是一個流動著的詮釋過程，表示他是在用自己一生的言語和行事來詮釋著張三，並始終以張三的麵目呈現著自身存在的意義。與此同時，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歸屬於社會中的某一類，並且自動地與別的類相區別開來。從這層意思上說，董子與公孫弘的衝突實質上就是兩類人的衝突。縱觀他們的言語和行事，本文認為，他們的衝突一定程度上體現著儒生在當時君主集權製下的一種分化，表現著當時的儒生麵對當時的社會境況所持有的不同的人生趣味和不同的人生道路的抉擇：公孫弘汲汲於政治，行的是臣道；董仲舒沉湎於理想，行的是師道。公孫弘的為臣之道首先是“順”。他常說：“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希望君主“廣大”，人臣就得承認君主的絕對權威，就該對君主絕對順從。《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曰：“每朝會議，（公孫弘）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麵折庭爭。……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嚐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一味地阿諛奉承，在儒林中是空前的。同傳中還列舉了一個具體的例證：“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為禦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以公孫弘之才幹，決不至於“發十策，弘不得一”，曲學阿世做得那麼自然，仿佛就是他的本性使然，他算是把“順道”表現到了極致。其次是“忠”。“忠”作為一個道德倫理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可見公孫弘與漢武帝是心有靈犀的，他的“忠”就是對君主的忠，而這恰恰正是漢武帝所需要的。漢武帝很寵幸公孫弘，“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漢書·張馮汲鄭傳》。這裏的“尊”並非“尊敬”之義，隻不過是寵幸罷了,同傳的另一段史料也可證明這一點：“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其（指代汲黯，引者注）見敬禮如此。”漢武帝寵幸公孫弘，不光是因為他“順”。當然，這是為臣之道首要的一條，但漢武帝是有為的君主，決不會因為臣下擅長阿諛奉承，就升他為丞相，還因為他“忠”。“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麵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悅之。”《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公孫弘對漢武帝的“忠”就表現在“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郭解為俠仗義，在當時影響甚大，他並未犯死罪，但公孫弘力主殺死他《史記·遊俠列傳》。，因為他是一股遊離於君主集權的異己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