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代是中國曆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董子與公孫弘均是這一時代的風雲人物。深入細致地考察他們的衝突，我們可以具體地感受到那個特殊時期儒生不同的人生抉擇以及他們不同的命運遭際。一、兩人之間的相似之處董子與公孫弘有許多相似之處。一是他們大致生活在同一個曆史時段內。《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曰：“建元元年（前140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征以賢良博士。……元狩二年（前121年），弘病，竟以丞相終。”這就是說，公孫弘生在高祖七年（前200年），他活了近八十歲《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弘）年八十，終丞相位。”，也是個“親見四世之事”《漢書·匈奴傳》：“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的人，他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他的人生最後二十年。至於董子，據周桂鈿先生考察，他的生年約是高祖九年（前197年），卒年在元封四年（前107年）以後太初元年（前104年）之前，大約活了九十餘歲。董子比公孫弘略小三、五歲，最後的十幾年基本是“疾免居家”，他的政治活動幾乎與公孫弘同時。他們都是漢武帝時代的人物。二是他們均是公羊學出身。《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曰：“丞相公孫弘者，……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公孫弘從胡母生學《春秋》。“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語出《漢書·儒林傳》。本文以為，說《公羊傳》是胡母生所述作是有可疑，但因此說胡母生、公孫弘學的不是《公羊》學則值得商榷。其理由有二：一、《漢書·儒林傳》載韋賢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公羊》學大談陰陽災異與齊地陰陽、五行流行的事實也可作證。而《史記·儒林傳》明言胡母生齊人，孝景時為博士。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公孫弘亦頗受焉。可見胡母生傳授的是《公羊》學是不言自明的事實。二、《漢書·儒林傳》鄭重記載胡母生學的是《公羊春秋》學，公孫弘學的也是公羊春秋學。我們沒有十足的證據，總不好直接推定史書的記載是推測。當然，胡母生的《公羊》學與董子的《公羊》學肯定有較大的區別。不然，漢景帝時他們也不會同時列入博士。董子的《公羊》學大概承公羊高而來，王充《論衡·順鼓》曾將他倆並稱：“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複行之。使高尚生，仲舒不死。”而公羊高的《公羊》學同胡母生的有大的區別：“公羊高、穀梁置、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又《論衡·案書》：“公羊高、穀梁置、胡母氏不相合。”可以說，胡母生（公孫弘）的《春秋》學與董仲舒（公羊高）的《春秋》學是《公羊》學的兩個分枝。董子雖是趙人，但學的也是《公羊春秋》學。《史記·儒林列傳》曰：“董仲舒者廣川人也……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他們在學術上顯然頗有關聯。上引的三段材料有兩點需要說明：第一，有人因見胡母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又見唐徐彥《公羊疏》引《戴宏序》說：“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
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見何休《公羊解詁》“傳《春秋》者非一”下徐彥《疏》引《戴宏序》。便認為董子也該是胡母生的學生見徐彥《疏》。。其實史書已經明言胡母生、董子同為漢景帝時博士，胡母生“年老，歸教於齊”，是在任景帝博士之後，而董子則“少治《春秋》”，是在任景帝博士之前，由此可以推知董子不可能是胡母生的正式學生。公孫弘的年紀比董子稍大，胡母生應該更大，因同朝為《春秋》博士（即“同業”），作為後進的董子敬重學界前輩胡母生，“著書稱其德”應在情理之中。徐彥《疏》所引《戴宏序》中的《春秋》傳授係統並不可靠，今人已有議論。第二，既然說“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說明胡母生當時名氣很大；而又雲“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這似乎是忽略了胡母生。對這個問題本文認為應作如是觀：胡母生原在中央朝廷為《春秋》博士，老而回到齊地，自然名聲很大；或者說他本來名聲很大，所以才被朝廷征為博士，兩種情況均有可能。追隨他學習的人肯定不少，可是有史料可查者唯有公孫弘，也就是說隻有公孫弘學有氣候。而公孫弘學成出道之後主要精力用於從政，在學術上卻毫無建樹，自然更談不上光大師門。董子一生主要從事學術（不是他不想從政，隻是形勢使然，不得不如此。關於此點，後文將有所闡發），學生太多，以致“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麵”《史記·儒林列傳》。。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他的《公羊》學被列為正式官學，太子也被詔令學《公羊》，董的後學因《公羊》學而進身二千石者不可勝數，稍後的嚴、顏二派都淵源於董學。相形之下,胡母生一脈就顯得門前冷落，因此稱“漢興至於五世之間，惟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實屬理所當然。三是他們對當時及以後的仕人都產生過重大影響。查《漢書·百官公卿表》可知，西漢前期的丞相非武將即貴戚，公孫弘是第一個以讀經搏得相位的儒生。這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標誌著大漢帝國由軍人政府向文人政府的過渡。關於軍人政府與文人政府，錢賓四先生《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論之甚詳，可參看。《史記·儒林列傳》說：“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可以想見當時的轟動效應。而且，《漢書·公孫弘卜式倪寬傳》記載：“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在具體政治運作之中，做出一係列轟轟烈烈的大事來：設立五經博士，興辦太學，確立儒學的指導思想地位，為當時的儒士參政鋪平了一條通道，為以後的讀書人入仕樹立了一個榜樣。董子在當時也有很大影響。《漢書·董仲舒傳》曰：“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須提請注意的是，公孫弘與董子施加影響的途徑和影響的效果不盡相同。例如設立五經博士，董子是“發之”，而公孫弘是具體操作。
《史記·漢武帝本紀》曰：“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四是在史書中他們常常被相提並論。《漢書·儒林傳》曰：“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倪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曰：“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二、兩人之間的矛盾董子與公孫弘之間確實存有衝突。《漢書·董仲舒傳》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董子是怎樣譏諷公孫弘，史料沒有明確記載，我們今天已無法確知。公孫弘徙董子於膠西，說明兩人積冤很深，矛盾很大，也說明公孫弘為人陰隕。膠西王端是景帝的兒子，武帝的哥哥，為人賊戾。漢武帝因為兄弟之故一味縱容，致使端為所欲為。中央政府委派的相、二千石，奉法行事，端或搜羅罪證誣告之，無罪者或詐藥殺之。膠西雖是小諸侯國，而如此被傷害的二千石卻很多。《史記·五宗世家》。公孫弘借冠冕堂皇的理由，行借刀殺人之實，可見出他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政治家玩弄權術的才幹和置人死地的狠心。董子任膠西相期間曾寫過一封題為《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的書信，從中可以窺見董子對公孫弘的態度。信的開頭一句“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有誤，應是“膠西相”，理由有二：一，董子任江都相在對策之後，與公孫弘無關，此時公孫弘尚未任宰相。公孫弘任宰相時，董子早不任江都相，而在朝廷任中大夫。如果一定說這信是董在任江都相時所作，則信中“蒙君侯哀憐之恩，誤被非任”即無著落。二，信中提到關東災害，並引咎自責。膠西國屬於關東，而江都國不在關東之內。當我們確定這封信是董子任膠西相期間所作，我們才能真正讀懂這封信。信中勸丞相公孫弘“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事實上是抒發自己懷才不遇之牢騷，聯想到他的《士不遇賦》，就更能意識到這一點；貶自己“經術淺薄，所識褊陋”，暗地裏是譏笑對方所學有限；謙恭地說“蒙君侯哀憐之恩，誤被非任”，實際上是表露對被貶到膠西的一種憤慨。總之，聯想到當時的真實寫作背景，我們讀這封信才能領會到董子對公孫弘真正的態度。三、矛盾背後深層原因怎樣看待董子與公孫弘的衝突呢？一種觀點認為是根源於他們的學術分歧。清人唐晏在《兩漢三國學案》中說：“胡母生派止傳公孫弘一人，故弘居朝專與董生立異，正以流別不同耳。此說看似深刻，實則經不起推敲。第一，公孫弘同胡母生一脈相承，如說董子與公孫弘的公羊學有差異，也就是說胡母生與董子的公羊學有差異，而胡母生與董子同為景帝時博士，董曾“著書稱之”，說：“胡母子都賤為布衣，貧為匹夫，然而樂義好禮，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聲。甚可榮也。就算他們學術之間真有什麼差異的話，同樣具有這點差異，董子可以尊敬胡母生，卻偏要與公孫弘鬧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