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對外發展和科學文化（220—581年）
1對外發展（關係）
魏晉南北朝當然不能與秦漢帝國的強盛相比，但國威不減，周邊國家遣使來中國朝貢不斷。
魏景初三年（239），日本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遣使到帶方郡（今屬朝鮮）要求“朝獻”，經帶方郡太守劉夏派吏將護送進京（洛陽）獻禮物。魏明帝授予卑彌呼女王“親魏倭王”金印，封使節以官職，還賜予黃金、五尺刀、銅鏡、珍珠、鉛丹（紅色顏料）及紡織品多種。魏明帝的詔書、金印及禮物於正始元年（240）由帶方郡使者送到日本。這是中國使者第一次赴日。銅鏡中有一麵在島根縣大原郡加茂町神原的神原神社古墳中發現。金印、銅鏡、鐵刀等傳入日本，使日本的冶煉技術迅速提高。當時日本對中國輸入的少量銅鏡已不能滿足，開始自己動手製造。於是以中國鏡為範板，製造出“倭鏡”（國產鏡）。據統計，全日本出土青銅鏡有3000麵，其中三分之二是倭鏡。鐵刀的流入，無疑也推動了日本的鐵器生產。
其後日本又先後三次來中國朝貢，相互贈答禮物，這裏從略。
自晉武帝泰始二年（266）至東晉安帝義熙九年（413）中國史書上中斷近150年的日本朝貢至是記載重新開始，此時日本已進入大和國倭五王時代。大和國勢力強盛，經濟發展，對中國各種物品的需求增加，想通過朝貢來滿足需要。而當時朝貢是獲得中國物品的一個重要途徑，所以盡管中國政權更迭頻繁，但隻要有可能日本就力圖保持這種朝貢關係。實際上這不僅是進行貿易的一種方式，而且由於日本侵略朝鮮遭到失敗，日本想借中國的權威加強在朝鮮半島的勢力。這一點在第五、第十一次朝貢中尤其明顯。現將倭五王時代向中國曆朝的朝貢概述如下：
第一次：東晉義熙九年（413）倭王讚（仁德天皇）遣使向東晉進貢方物。
第二次：劉宋永初二年（421）倭王讚遣使朝貢。
第三次：劉宋元嘉二年（425）倭王讚又遣使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
第四次：劉宋元嘉七年（430）倭王讚第三次遣使朝貢。
第五次：劉宋元嘉十五年（438）倭王珍（反正天皇）遣使朝貢，上表要求除正。因為420年宋武帝曾冊封百濟王為鎮東大將軍，爵位在倭王之上，珍對此極為不滿。除正的稱號為“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宋文帝對珍的要求未允，隻同意他繼承前王的稱號——“安東將軍、倭國王”。
第六次：劉宋元嘉二十年（443）倭王濟（允恭天皇）遣使朝貢，要求冊封。宋文帝仍封他為“安車將軍、倭國王”。
第七次：劉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倭王濟第二次遣使朝貢。宋文帝把倭王珍要求過的稱號，即“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賜予倭王濟。後又晉升為安東大將軍。
第八次：劉宋大明四年（460）倭王濟第三次向宋孝武帝朝貢。
第九次：劉宋大明六年（462）倭王興（安康天皇）遣使朝貢，宋孝武帝隻封他為“安東將軍、倭國王”。
第十次：劉宋昇明元年（477）倭王武（雄略天皇）遣使朝貢。宋順帝封他為“安東大將軍、倭國王”。
第十一次：劉宋昇明二年（478）倭王武遣使上表，由宋順帝封為“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宋順帝冊封時，從倭王自稱的爵號中剔除百濟而包括了新羅。這是因為新羅與劉宋沒有聯係，而百濟於永初元年（420）與劉宋通好，百濟王被封為鎮東大將軍。當時劉宋想通過百濟牽製高句麗的力量。
第十二次：齊高帝建元元年（479）封倭王武為鎮東將軍。
第十三次：梁武帝天監元年（502）封倭王武為征東將軍。
中日通好後，中國文化不斷地流入日本，給後來飛鳥文化的形成帶來很大影響。
2佛教傳入及其發展
西漢末年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是沒有疑問的，其確切的年代一般認為是東漢明帝永平十年（67）。佛教初傳中國時，漢人隻把它當作神仙的一種，拜佛和拜其他神仙一樣，目的在於求福庇和延年益壽。當時第一部編譯的佛教經典共計四十二章，稱為《四十二章經》。東漢末年許多外國僧人到中國來，譯出不少經典，並在洛陽建立眾多寺院。白馬寺為中國建立的第一座寺院，為東漢初年所建。後來洛陽以南直至徐州、揚州都有寺院建立。
漢代佛教與中國固有的道教相混合，佛教經典中摻雜道教教義。三國時也是如此。魏晉時期因為玄學流行，佛教又和玄學相混合，佛教專有名詞往往用玄學來解釋。著名的高僧都懂玄學，不僅僅講佛經，還兼講老莊和周易。如高僧慧遠在廬山講經就是如此。
魏景元元年（260）潁川人朱士行為了研究佛法，不辭艱辛，遠至西域於闐國求經，獲得《放光般若經》。由此可見，當時已從佛道混合的狀態轉入佛教教理的研究，開始獨立解釋佛教專有名詞。西晉滅亡之後，北方長期在異族君主統治下，所有異族君主都信佛教。他們信佛因為佛教教導人們將一切苦難歸於因果報應，消除任何反抗意誌，佛教可以起到麻痹反抗意識的作用；同時佛教來自外國，更容易被異族君主接受，真正替他們服務。後秦姚興更是十分尊重佛教，招請西域大翻譯家鳩摩羅什譯經，在長安大開譯經道場，於是許多佛教經典被翻譯出來。鳩摩羅什的弟子僧肇是個學問淵博的高僧，他排除一切“無有”、“本末”的理論，認為“有無合一”、“體用不二”，故本體為非有非無，也就是說一切現象雖然虛假不真，因為不能永存，但現象之存在也不可謂之“無”。南方僧人竺道生主張：一、“頓悟”，不要長期修行；二、認為人人都可成佛；三、因果報應並無真憑實據，隻是誘人向善而已。道生的主張當時受到排斥，但唐以後禪宗流行，實際上就是受竺道生的影響。
一般說來，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國發展，是因為它有幫助統治者維持封建秩序的功用。正如宋文帝所說：“若使率土之民，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夫複何言。”雖然如此，但佛教至隋唐便產生了天台、華嚴、唯識、禪宗、淨土、密宗等具有中國特色的許多宗派，其思想對我國哲學、文學、藝術和民間風俗都有一定影響。
3中國第一位無神論者範縝
佛教自西漢末傳入中國以來，信仰日益興盛。經魏晉至南北朝，皇帝、人民上下一致信佛，梁武帝（464—549）信佛，甚至三次舍身同泰寺。佛教是一種消極悲觀的宗教，是一種主觀唯心論，認為外界全是虛妄，全是空，隻要從虛妄中解脫出來，歸於寂淨，才可以脫離一切生老病死之苦，到達涅槃。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國發展，是在於：一、和中國當時流行的思想隨時配合，二、承認封建秩序，有幫助扶持封建秩序的功用。盡管如此，至南北朝曾發生過幾次反佛鬥爭，因寺院經濟（寺院擁有土地）和政治獨立性（僧尼不拜皇帝）問題，皇帝曾多次下令淘汰僧尼。此外，從理論上反對佛教的大有人在，一類是以南齊時道教徒顧歆為代表，其根據主要是“夷夏之別”，中國人與印度人本性和習慣都不同；其次是佛教無君臣父子之禮。另一類是以齊梁時唯物主義哲學家範縝（約450—約510）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