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齊梁範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今河南泌陽）人。出身寒微，“好危言高論”，不畏權貴。先後在齊、梁做官，任尚書殿中郎、尚書左丞等職。他綜合並發展了魏晉以來的無神論和神滅思想，對佛教進行了兩次尖銳的鬥爭。第一次是在南齊竟陵王蕭子良的西邸，發表反對佛教和因果報應的言論，與子良辯論。子良理屈失敗，以官爵引誘，範縝拒絕說不能“賣論取官”。這無神論一出，“朝野喧嘩，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梁書》、《南史》有同樣記載）。
第二次是梁武帝宣布佛教為國教之後，於天監六年（507）動員王公朝貴和名僧64人，撰文75篇批駁範縝的《神滅論》。範縝以明銳論證挫敗論敵。他從“形神相即”和“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的根本命題出發，論證了形體和精神的關係是“質”和“用”的關係，即“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正如刀刃和刀刃的鋒利的關係一樣。形和神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去了形質就不可能有神識的存在。他舉例說：“神之於質猶利（鋒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無刀，舍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說明人之所以有“知”即由於人具有“知”的器官，並非另外有脫離形質的神識。也就是說人的精神隻是形體所發生的作用，而形體則是精神所從屬的實體；精神不能離開形體而獨立存在。這標誌著中國古代無神論的最高水平。《神滅論》駁斥靈魂不滅的說教，震撼因果報應觀念，在中國乃至世界無神論史上有卓越的貢獻。範縝有《文集》15卷（已佚），現存的《神滅論》和《答曹舍人》，在《梁書》和《弘明集》中有其全部遺文。
4科學文化
魏晉南北朝政治雖然混亂和不安定，但科學發明有卓越成就，特別是出了幾個數學家。第一是魏晉劉徽。中國古代數學書《九章算術》至東漢末期已經增訂了幾次，其內容從最大公約數、比率算法、比例、開平方、開立方、一次聯立方程式到商功（工學上的求積）、均輸（稅收征集法）都包括在內。現存的《九章算術》是魏景元四年（263）劉徽注釋的。他在《九章算術》中提出了許多創見，尤其是用割圓術來計算圓周率的方法，含有極限的概念是最大的創見。他正確地計算出圓內接正192邊形的麵積，從而得到圓周率π的近似值為157/50（=3.14）。又計算出圓內接正3072邊形的麵積，從而得到π≈3927/1250（=3.1416），集該書之大成，被稱為“中國的歐幾裏得”。日本數學史權威小倉金之助博士評價道：“若將它和希臘數學比較，在幾何學和數論方麵差於希臘，而算術和代數方麵則勝過希臘。”（《數學史研究》第一輯，收於《中國數學的社會性》）劉徽還著有《海島算經》，當初叫做《重差》。因卷首有海島測量的問題，所以至唐朝便改今名了。此書出色地闡明了幾何學方法的二次方程式的解法，開平方、開立方的小數計算，圓麵積、圓周的算法，以及錐體的體積算法等。
第二是南朝祖衝之（429—500），字文遠，範陽遒（今河北淶水縣）人。他推算出圓周率π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間，並提出了π的疏率22/7和密率355/113，密率值要比歐洲早一千多年。數學著作有《綴術》和《九章義注》，均已失傳。在天文學方麵，他編製的《大明曆》，首先考慮到歲差問題的計算，對於日月運行周期的資料比其他曆法更為準確。
祖衝之的輝煌創造特別表現在機械方麵。首先是指南車的再發明，東漢張衡與三國魏時馬鈞都曾製造過指南車，至西晉以後便失傳了，這樣祖衝之便重新製造。祖衝之所造指南車，裝上銅機便“圓轉不窮，而方如一”。其次是發明木牛流馬，三國時諸葛亮發明木牛流馬，但實際上他所發明的隻是用人力拖或推的車子，而祖衝之卻真正製造了用機械轉動的運輸工具。據說不靠風力或水力，裝上機件就能自動，這一定是利用齒輪的緣故。最後是發明千裏船，也是利用齒輪機件的移動來推動船隻航行的，曾在江中試驗，每日可行百餘裏。
5文學藝術
（1）文學
五言詩源於漢代樂府，即是出於民歌，東漢初年被文人掌握，出現許多仿製品，但真正成熟要到建安時期（196—219）。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是曹操（155—220）、曹丕（187—226）、曹植（192—232）和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曹操不但是個傑出政治家，還是第一流文學家，他反對世家大族，同情人民疾苦，實行了一係列裁抑大族的措施，這點在文學上也流露出來：“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百餘一，念之斷人腸。”有人說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勝過政治。曹操著有《蒿裏行》和《觀滄海》等篇。曹丕即魏文帝，愛好文學，創作和理論都有成就，其詩受民歌影響，語言通俗，描寫也很細致，《燕歌行》是文人七言詩中最早的優秀作品。曹植因富於才學，受到曹操寵愛，欲立為太子。及其兄曹丕、曹叡（曹丕之子，即魏明帝）相繼為帝，備受猜忌，鬱鬱而死。詩歌多為五言詩。前期作品少數表現社會動亂和自己的抱負。後期作品則反映其所受壓迫的苦悶心情。其詩善用比興手法，語言精煉而詞采華茂，對五言詩的發展頗有影響。後人輯有《曹子建集》。
建安七子中成就最大的要算王粲，他出身顯貴名門，但和曹植一樣不得意，隻好從洛陽到荊州去投靠劉表。在這一流離的過程中接觸下層人民，寫下了這樣的現實主義詩篇：“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東晉以後雖然出現了一些較高水平的詩人（如陶潛、謝靈運、鮑照），但從五言詩發展來，業已走向下坡。這裏值得提出的是，此時期產生了一部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傑作《文心雕龍》，作者劉勰（約465—約532），山東莒縣人，梁武帝時曆任奉朝請、東宮通事舍人等職，晚年出家為僧，改為慧地。《文心雕龍》50篇發展了前人進步的文學理論批評，抨擊當時文學家片麵追求形式的風氣，體係比較完整，是我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巨著。
（2）音樂
這一時期音樂方麵有兩大特點：一是對音樂價值的認識提高；二是由於民間樂舞歌曲提升、交流和外來音樂的輸入，音樂內容更為豐富。
關於第一點。儒家學說素來重視音樂的教育作用，禮樂並稱。魏晉的玄學家（如嵇康、阮籍）也重視音樂，阮籍著有《樂論》一篇，認為音樂節奏的和諧是自然秩序和諧之表現，因為音樂表現自然，本身最為客觀，絕不是個人主觀感情的表現。由於音樂能夠表現自然，不能以語言形象來表現的宇宙，可以由音樂來顯發，從而欣賞音樂不僅是感官上的享受，而是通過感官享受體會“宇宙”之道，人的本性既然是合乎自然，那麼音樂同時又可以啟發自己的本性。這樣音樂便完成了“天人合德”的使命。當然這種音樂是玄學的，晉以後名士都喜歡音樂，思想上與玄學盛行有關。
關於第二點。這一時期外來音樂輸入顯著，尤其是北方，各族除自己的音樂外，西域各國音樂非常流行，外國音樂通過涼州傳入中國，如琵琶、篳篥等樂器都出自西域。後魏以來皇室樂隊有四夷樂，主要是中亞音樂。北周的皇室音樂幾乎全是外國來的。北齊也是如此，後主高緯統治時，許多西域樂人在宮廷任職，幹涉政治。外國音樂經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便與中國固有音樂相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