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夫壺遂說：“當時孔子為什麼作《春秋》呢？”太史公說：“我聽董仲舒說：‘當時周道衰微，孔子做魯國的司寇，諸侯加害於他，大夫排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論不被采納，學說行不通，就褒貶二百四十年中史事的得失，以此作為天下的標準。貶斥天子，責難諸侯，聲討大夫，隻是為了闡明王道罷了。’孔子說：‘我如果要用空洞的言論來記載這些事，就不如因事見義來得深刻又鮮明啊。’《春秋》，這部書上能闡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社會上處理事情的準則，辨析疑惑難明的事理，分清是非曲直，判定猶豫不決的疑難問題，稱讚善者，批評惡者，表彰賢者，貶斥不肖者，使滅亡的國家恢複起來，使斷絕的世係延續下去，彌補弊端，興辦廢棄之事，這都是王道中的大事啊。《周易》是談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的，所以擅長講變革；《禮》是用來整治人倫的，所以擅長講處世的原則；《尚書》記載了先王的事跡，所以擅長於講政令；《詩經》記載了山川、溪穀、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所以擅長於講風俗；《樂》是用來表現人的歡樂情感的，所以擅長於陶冶人們的性情；《春秋》是辨別是非的，所以擅長於治理人事。因此，用《禮》來節製人的行為，用《樂》來抒發和諧優美的感情，用《尚書》來記載前人的行事和典章製度，用《詩經》來傳達情意，用《周易》來說明事物的發展變化，用《春秋》來辨別道德義理。要把亂世治理好，使之回複正道，沒有比《春秋》更直捷的了。《春秋》全書幾萬字，其精髓隻有數千字。萬事萬物的離合聚散之理，都彙集在《春秋》這部書裏。《春秋》中，被殺的國君有三十六個，滅亡的國家有五十二個；諸侯逃亡而失去政權的，不可勝數。考察之所以如此的原因，都是由於喪失了根本。因此，《周易》說：‘失之毫厘，差以千裏。’所以說：‘世殺國君、兒子殺父親，這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啊，而是在很長時間內逐步發展的。’所以說做國君的，不能不通曉《春秋》；否則，前麵有進讒言的看不出，後麵有叛逆作亂的不知道。做人臣的不能不通曉《春秋》；否則，就會墨守常規而不知道合乎時宜，辦理事情遇到變故而不知靈活地處理。做君父的不通曉《春秋》義理的，必定蒙受罪魁禍首的惡名。做臣子的不通曉《春秋》義理的，必定犯篡權弑君的大罪而受到誅討，落個該當死罪的名分。他們的本心都以為是件好事才去做，可是去做時，由於不懂義理，以至於人家給他們加上空洞的罪名也不敢推辭。由於不通曉禮義的宗旨，以至於弄得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君不像君，就容易使臣子犯法；臣不像臣，就要被誅殺；父不像父，就是行事不合於人倫之理；子不像子，就是忤遞不孝。這四種行為是天下的大過錯。把天下的大過錯加給他，他也隻得接受而不敢拒絕。所以說，《春秋》是禮義的根本。困為禮義是防止於壞事發生之前，法律是施行於壞事發生以後，因而法律發揮的作用容易看得見，而禮義所起的防止作用很難為一般人理會。”
壺遂說：“孔子所處的時代，由於上無賢明的君主，所以他在下位不得任用，因此作了《春秋》，讓這些沒有實際製裁能力的文字傳留後世，以製禮的義法，權當作一代王朝的製度。如今您上遇聖明的天子，在下當官任職，王朝的各種製度都已具備，並且都安排得很恰當了。而您卻要效法《春秋》來論列時事，想要闡明什麼問題呢？”
太史公說：“是，是！不對，不對！不是這樣！你還沒完全理解我的意思。我在先父那裏聽說過這樣的話：‘伏羲時代道德最純厚，可是他也作過《易》的八卦。堯舜的盛德，《尚書》予以記載，禮樂由此而興。湯、武的隆盛時代，詩人歌頌它。《春秋》采善貶惡，推許三代之德以褒揚周室，並非僅僅是用於譏刺啊。’自漢朝興起以來，直到當今的聖明天子，捕獲了麒麟，出現了符端，舉行了封禪大典，改換了曆法，變易了服色，這全是受命於上天，恩澤如流水，滋潤無邊，海外的那些不同風俗，不同語言的人，都輾轉通過幾種語言的翻譯，叩塞門前來請求獻禮朝見，來的人不知有多少。朝廷裏的臣子百官，竭力誦揚聖德，還怕不能道盡自己的心意。再說，士人賢能而不能被錄用，是當權者的恥辱；主上聖明而他的聖德不能傳布於天下，那就是主管官吏的過失了。而且我是現任史官，廢棄明君的聖德而不記載，使功世、世家、賢士大夫的業績湮沒而不論述，忘記了先父的遺言，沒有比這更大的罪過。我所說的是記述舊事，整理雜亂的異文傳說，並不是人們所說的著作，您卻把此事同作《春秋》相比，那就不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