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養望是曾國藩在翰林院七年間的主要事務，躬親參與的重要政事並不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曾國藩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這是他躋身高官、涉足政治的開始。時年三十七歲，可謂官運亨通。他高興之餘，感到一種更重的責任，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自己驟升高位，擔心“無補於國計民生。”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這位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皇帝臨終前立下遺囑：說自己無德無能，丟損祖宗臉麵，因此決定死後自己的靈位不進太廟，也不用郊配，不讓臣民祭奠他。這當然是對自己最嚴重的懲罰了。由於道光帝的遺囑用的是“朱諭”，屬於親筆書寫，皇家宗親不得不重視起來。因此，鹹豐帝即位後立即讓臣下討論。
鹹豐繼位之初，為了挽回人心，渡過難關，罷黜了權臣穆彰阿、耆英等人，同時下令開言路、求賢才。
鹹豐的即位還是喚起了大臣們新的希冀，至少，曾國藩抱著很高的熱忱。新舊君主更替時，是禮部最繁忙的時候，因為對大行皇帝的蓋棺論定要禮部拿出意見，一切喪儀也要做得有章有法，而新君即位大典等，也是禮部不可少的事。由於曾國藩“職務繁劇，不遑兼顧家事”，因此寫信請他的四弟曾國潢到京幫助料理。3月15日，曾國潢到達京都，兄弟二人“相見極歡”，曾國藩把所有的家務交給四弟“經理”，他自己則全身心投入到公務中。
討論時曾國藩也在其中，當時他是禮部侍郎，他責無旁貸要拿出意見來。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已進行了集議，討論時都認為“大行皇帝功德懿鑠，郊配既斷不可易，廟袱尤在所必行”。
按照官場的通常做法，既然大家都已經討論通過並已經定下了明確的方案了，曾國藩應該是順著杆往上爬了，但曾國藩沒有這麼做。他經過十餘天的思考，卻提出了不同意見。
正月二十八日，曾國藩上疏新即位的鹹豐皇帝說：諸臣集議乃是“天下之公論也，臣國藩亦欲隨從眾議，退而細思，大行皇帝諄諄誥誡，必有精意存在乎其中。”他的上疏明確提出：“進太廟應是確定無疑的，但無庸郊配一項，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曾國藩詳細闡述不敢遵從的兩個理由，及不敢違背道光皇帝遺囑的三個理由。在闡述道光帝不應郊配的第一個理由時，曾國藩指出：廟壇的規模尺寸是固定的，不能隨意更改。現在，大行皇帝以身作則，不予郊配，是“久遠之圖”。今日所不敢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經此次朱諭之嚴切，盈廷之集議，尚不肯裁決遵行，則後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韙乎？將來必至修改基址，輕變舊章。此其不敢違者一也。第二條理由是古來祀典，興廢不常。大行皇帝以身作則禁後世，越嚴格越表明他對列祖列宗的尊仰。大行皇帝以聖人製禮自居，我們這些臣下的淺短見識怎麼能考慮得長遠呢！
第三條理由是“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遺命在所尤重”。曾國藩舉出兩個顯見的例證，一是孝莊文皇後病逝時留下遺囑：她諄諄囑咐康熙皇帝：“我身後之事特囑你：太宗文皇帝梓宮安奉已久，卑不動尊，此時不便合葬。若別起塋域，未免勞民動眾，究非合葬之義。我心戀你們父子，不忍遠去，務必於遵化安厝，我心無憾矣。”康熙皇帝一向孝順祖母，孝莊皇後死後，康熙帝遵照遺囑，將祖母安葬在了遵化的東陵附近。第二個例子是乾隆皇帝。乾隆帝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績大業死後是完全可以稱“祖”的。但乾隆帝臨終前也留下遺命：“廟號毋庸稱祖”。嘉慶帝隻好遵從，故廟號高宗。並將此載入《會典》，“先後同揆矣”。在舉出以上兩個例證後，曾國藩說：此次大行皇帝遺命，唯第一條森嚴可畏，若不遵行，則與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諭反複申明，無非自處於卑屈，而處列祖予崇高，此乃大孝大讓，亙古未有之盛德。“與其以尊崇之微忱屬之臣子，孰若以奠大之盛德歸之君父，此其不敢違者三也。”
曾國藩的奏疏非常有力量，他最後說：今皇上（指鹹豐帝）如果不按大行皇帝之遺命去做，就有“違命之歉”。此時，鹹豐皇帝頗感為難：如果按照遺命去做，大行皇帝未能郊配，自己的孝心也“有歉”，考慮到將來又“多一歉”，與其他日成禮時“上顧成命，下顧萬世”，左右為難，不如現在慎重考慮，再做決斷。曾國藩的奏疏盡管理由是儒家的儀禮，但這是需要萬分勇氣的。道光皇帝已經死了，他是不是真是那麼想的，誰也不敢肯定。也許道光皇帝本人隻是做做樣子，並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況他的繼承人也不會聽任自己的父親自貶自損，想抬高還來不及呢！再者，大臣們已有明確的“公議”，曾國藩如此“不識時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勝惶悚戰栗之至”這樣的話，也是袒露心情的真話。當時，鹹豐皇帝雖然在禦批奏折上寫的是肯定的詞語，但是心裏並不痛快，對曾國藩平添了幾分厭惡之情。但曾國藩認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個接一個地上，批評也逐漸升級，最後連剛繼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