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帝即位之初，頗有一番“振作”。道光三十年二月初八，他發布上諭，令九卿科道凡有言事之責者，就國家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曾國藩時為一品侍郎，立即將久蓄心中的治國大計傾吐出來。乃於三月初二上《應詔陳言疏》。
曾國藩對於清朝開國至鹹豐之初的人才問題，提出了中肯的批評。他認為人才“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使清代出現了許多“泥塑木雕”式的官員。康熙末年，順天府尹餘正健不能辦事，致使各項事務廢弛，康熙帝說他是“木雕草束之人”。有人說，餘正健雖然不能辦事，但人有正氣，康熙帝不以為然，說：那樣的話，不如立一個泥塑木雕之人，不吃不喝，豈不更好！
曾國藩主張踏實的學風。他認為，如果要讓天下的英才輩出，又要他們不做出格的事情，就必須倡導踏實的學風。如果能這樣堅持下去，十年之後，朝廷必然會人才濟濟。
曾國藩上這份奏疏時，他已在京師為官十年之久，此間他從七品小官晉升二品大臣，對於官場風習可以說是每日觸及，因此他才能夠提出發人深思的問題來。他後來多次說，三四十年來不黑不白的官場，已讓英豪短氣，讓豺狼不敢為非。這確實是個悲哀的時代。
清朝的政治風氣，在嘉慶道光以後日見泄遝萎靡，人才亦見寥落。這與皇帝的好尚及執政者之逢迎諂諛，都有密切的關係。《瞑庵雜識》中曾有一條說：
曹振鏞晚年恩遇益隆，聲名俱泰。做了很長時間的大學士卻平安如初。他的一個門生請教做官訣竅，曹答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當時流傳頗廣的《一翦梅》四則形容官場積習十分形象：
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讚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
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諡文忠，也諡文恭。曹振鏞死後諡號“文正”，他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信任的宰相。曹振鏞瑣鄙無能，養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風氣的柔靡泄遝。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君主國中，皇帝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著官員的風氣。道光帝經受鴉片戰爭的打擊後，幾乎一蹶不振，“惡聞洋務及災荒盜賊事”，身邊的軍機大臣也隻好報喜不報憂，當時京師有一副聯雲：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樂，是、是、是，皇上天恩臣無事。在這一世風下，曾國藩基於十年京官的經曆，以及對官場習俗的厭恨，更重要的是要改變現狀，因而能反其道而行之，眾相柔靡之時，他卻敢迎風獨立，挺身而出，對提高他的政治聲望以及艱難時挺身而擔大任創造了條件。
曾國藩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不僅敢於提出問題，更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具體可行的辦法。有理有據，從這一點，足以看出曾國藩對清朝的官僚體製的弊病研究的十分透徹。他從民間走出來，把八大衙門的正副長官（即堂官）比喻為農夫，把皇帝比喻為太陽，而把中下級官員喻為禾苗，既形象生動又十分貼切自然。
這一奏疏也反映了曾國藩不是庸碌之輩。他的思考，他的積累，才能形成他對當時人才問題的係統認識。而這些也成為指導他日後治軍打仗磨礪人才的觀念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