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由他而起，出自他的門下，從此飛黃騰達，揚名古今；很多人一生忠誠地伴其左右，為了他和他們的事業出謀劃策，鼎力相助，死而後已；也有人曾經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學生，最後卻棄他而去，甚至與他作對……
獨具慧眼的曾伯樂
要想做大事業，用人是關鍵。你可以不會做具體事情，但是不可以不會用人。在用人方麵，曾國藩主張“廣收”“慎用”。他聲稱：“吾輩所慎之又慎者，隻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無可著力之處。”為什麼要慎用？因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慎用的核心是量才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用其所長，避其所短。薛福成稱曾國藩“凡於兵事、餉事、吏事、文事有一長者無不優加獎譽，量才錄用”。曾國藩獲得“有知人之明”的讚譽，就因為他慧眼識人，又因材使用。
認人、識人是做到量才器使的前提。他指出：“竊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並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辭，初非當日預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譽為“百長並集，一短難容”，甚至神化，無疑是認識人才上的一種片麵性。因此，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斷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棄置不用，不頻繁撒網就有失去捕抓大魚的機會。重要的是善於去認識。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不可苛求全才，“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才”。他寫信給弟弟說：“好人實難多得，弟為留心采訪。凡有一長一技者，兄斷不肯輕視。”有材不用就是浪費；大材小用也有損於事業；小材大用則危害事業。曾國藩說：“雖有良藥，假如不是對症下藥，那麼也形同廢物；雖有賢才，如果沒有發揮其作用，那麼與庸俗之輩無什麼兩樣。棟梁之材不可用來建小茅屋。犛牛不可用來抓老鼠；駿馬不可用來守門；寶劍如用來劈柴則不如斧頭。用得合時合事，即使是平凡的人才也能發揮巨大作用，否則終無所成。因而不擔心沒有人才，而擔心不能正確使用人才。”
隨時對人加以考察，從細微處入手，這樣才可以做到“慎用”。曾國藩說：“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就是說，要對下屬的辦事情況和言論情況同時進行考察，而曾國藩尤其注重部下的建言。當時，“考九卿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曾國藩說：“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為核實乎？”通過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廣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觀察下屬的才識程度，確實是個一箭雙雕的好辦法。
曾國藩於道光三十年（1850年）所上的廣開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針對鹹豐帝下令求言的應時之作，同時也隱約反映了漢族官員要在滿清王朝申獲得更多的“伸張”機會的萌動。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國藩提出了對人才的“甄別”，他把它歸之於“培養之方”中。
曾國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對於僚屬的賢否，事理的原委，無不博訪周谘，默識於心。據《清史稿》記載：曾國藩“每對客，注視移時不語。見者驚然，退而記其優劣，無或爽者。”而且，他閱世愈深，觀察愈微，從相貌、言語、舉止到為事、待人等等，都在他的視線之內。據說，曾國藩頗知麻衣相法，有一首流傳的口訣，傳聞是他寫的：“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氣概，富貴看精神。若要看條理，全在語言中。”又有四句：“端莊厚重是貴相，謙卑含容是貴相。事有歸著是富相，心存濟物是富相。”雖然曾國藩的有些看法非常唯心，但“端莊厚重”的氣度確是用人中的一條重要參考標準。
俠士江忠源
《三國演義》裏的關雲長，義薄雲天，以至於被後世稱為神。尤其是關雲長千裏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的故事，婦孺皆知，老少鹹聞。其實，江忠源也有過千裏走單騎的經曆，而且不隻一次。清代道光年間，新化籍舉人鄒柳溪病逝於北京，江忠源護送其靈柩由京返湘。後來，湘鄉籍舉人鄧鐵鬆在北京患了肺病，死在回湘途中的河北獻縣，又是江忠源負責料理後事，並護送其靈柩回到家中。獻縣到湘鄉三千多裏路，北京到新化就更要遠一些，陪伴著一個死人，一路上或舟車或步行，風餐露宿，其間的艱辛險阻可想而知。江忠源的兩次義舉，使得他的名聲大播京城。曾國藩稱之為“真俠士”。當時京城對湖南有此奇人也無不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