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同陳玉成一樣是廣西滕縣人，因為他非常重信義而遠近聞名，並擅長用兵，軍中無人不佩服他。李秀成被捕後，被曾國荃審問，李秀成回答說：“別再白費力氣了，給我紙筆，我寫出來就是。”他坐在囚籠中，每天寫七千多字，一共寫了十天的時間。據說，曾國藩曾承諾，若李秀成投降就不殺他，而且，李秀成在他的供狀中也已經表示願意投降，答應隻要饒他不死，他可讓太平軍停止戰鬥：“蒙九帥（曾國荃）恩給飯食，中堂駕由皖來，當承訊問，我心悔已遲，是以將國中一切供呈。我為姓洪之將，外眾將兵俱是我轄，我願將部下兩岸陸續收全投降，而酬高厚，以對大清皇上，以贖舊日之罪。在我主在邦，我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國亡，我兵數十萬眾在外，我不能衛天國，又聽我兵害民，皆我之罪也。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將，再有反複變心，仍正國法，如辦不成，亦正國法。若中堂不信我有此本事，仍鎮在禁，容我寫信勸去。我在皖省居中，好辦兩岸之事，請示中堂，意下如何。”雖然李秀成寫下了這樣的悔過書，但曾國藩並沒有答應他的要求，也沒有兌現當初的承諾。最終，李秀成被淩遲處死。
李秀成為什麼沒有逃過劫難，曾國藩為什麼出爾反爾？歸結起來，大概有以下理由：
李秀成的名望是首因。洪秀全死後，李秀成實際上已經代替了洪秀全的地位。如果不把他殺了，一旦讓他脫逃掉，他依然會領導幾十萬仍在各地戰鬥的太平軍，這對朝廷是不利的。而且，對於這位太平天國的重要領袖，曾國藩也不可能掌握對他生殺予奪的大權，而隻有朝廷才有做出決定的權力。
其次，是由於太平軍將士對李秀成的擁戴。《太平天國戰紀》中曾經有這樣的記載：“鬆王陳得風已降國荃，見秀成在虜，向之拜。國荃叱之，得風曰：‘吾為母而降，事泄當死，蒙王不殺，今無以為報，故拜耳。’秀成被殺，年四十。”李秀成雖然已經落入了湘軍手中，其手下將士仍然非常敬重他，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李秀成對將士的影響力。
第三個原因，就是李秀成對天京之戰的一切都了解得很詳細，而曾國藩的奏折大都偏離事實，在諸如天京城守兵、財富、湘軍的燒殺擄掠等問題上，李秀成都了解得非常清楚。一旦他將這些事實泄露給朝廷，曾國藩將不可避免地麵臨災難。這是曾國藩殺李秀成最重要的原因。雖然李秀成寫了十天的供詞，每天寫七千多字，但是最終保留下來的才有兩萬多字。那麼，另外那部分供詞到哪裏去了呢？很明顯，那些內容被曾國藩刪節了。
清軍在抓到了李秀成後，曾國藩在《奏報攻克金陵盡殲全股悍賊並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達折》中這樣寫道：“至偽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傷，匿於山內民房。十五夜，提折蕭孚泗親自搜出，並搜擒王次兄洪仁達。7月20日，曾國荃親訊，供認不諱。應否檻送京師，抑或即在金陵正法，谘請定奪。”29日，朝廷在給曾國藩的上諭中說：“其逆首李秀成、洪仁達等，均係內地亂民，不必獻俘；第該逆等罪惡貫盈，自應檻送京師，審明後盡法懲治，以泄神人之憤。著曾國藩遴派妥員，將李秀成、洪仁達押解來京，並谘明沿途督撫，飭地方文武多派兵役小心護送，毋稍大意。”
從朝廷給曾國藩的回複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清廷要求曾國藩將李秀成、洪仁達押送京師，沿途要小心護送。然而，曾國藩為了掩飾自己在天京城的事情，卻給朝廷玩了一個小小的把戲，即在朝廷的諭旨下達前就處死了李秀成。
不做第二個趙匡胤
攻克天京，曾國藩兄弟功勳蓋世，為了顯示天恩浩蕩，天京城內餘燼未熄，屍骸尚存，清政府就對這班功臣們頒發了賞賜。曾國藩官封太子太保，授爵一等侯，世襲罔替。曾國荃官封太子少保，一等伯。其他攻城的將領也都有爵尉封賞不等。漢人封侯，清朝僅此一例，兄弟同日封伯侯，可以說是曠古無有的殊榮，曾國藩對清廷感激涕零。
然而就在殊榮背後，清醒冷靜，目光深邃的曾國藩還是看到了自己危機四伏。
曾國藩出身貧寒，隻是漢族的一個中小地主身份。這在重滿輕漢的清朝，其地位是相當低下的。他之所以後來能平步青雲，躋身六曹，除了有自身的努力外，主要是靠穆彰阿的舉薦和提攜。道光皇帝死後，穆彰阿被罷，曾國藩也就失去了靠山，所以在整個鹹豐年間，他一直都很不得意。創建湘軍之初，就不斷受到某些大臣的攻擊，在攻克武昌之時，又失巡撫一職，後來一直沒有得到他夢想的封疆大權，致使處處碰壁，心灰意冷，幾乎憤然不問世事。1860年太平軍攻破江南大營之後，清朝綠營武裝基本瓦解，不得不轉而依靠湘軍，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慈禧掌權以後采取了更靈活的政策，讓他督辦四省軍務，身負昔日五位欽差大臣的職權。其目的不外是為了調動他的積極性，事權歸一，易於成功。但是自從進軍雨花台以來，曾國藩迅速擴軍，其嫡係部隊由二萬速增至五萬。各路湘軍總數三十萬人，曾國藩能夠直接指揮的就有十二萬之多。三千裏長江無一船不掛曾字旗。這就不能不使清政府心生疑懼。臥榻之側，豈容他人安睡，曆代君王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