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朋友，帥而頹廢，一副鐵了心為痛苦做情人的樣子。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在痛苦的蘇格拉底和快樂的豬之間，我永遠選擇前者。”我逗他：“設法做快樂的蘇格拉底不行嗎？”他認真地說：“塵世間絕對沒有這樣的人生角色。要麼做痛苦的蘇格拉底，要麼做快樂的豬。你見過痛苦的豬嗎？沒有吧？所以，你也就別指望見到快樂的蘇格拉底。”他是個悲觀主義者，對消極的東西似乎情有獨鍾。他告訴我說：“凡消極的東西，都是消耗了生命用血淚釀出來的。”他讀渡邊淳一，欣賞他筆下絢爛的愛情中透出的死亡味道。我說：“你看得太透了。這不好。”他說：“看得透沒錯，卻難說好與不好。我沒有在悲觀中虐待生命，也沒有在消極中敷衍生活，我隻是看穿了一切事物的‘過程性’特點，我的可貴之處在於，在被必然的終點提前劫持了靈魂的同時，還能夠在途中哼著憂鬱的調子趕路，不鄙視愛情，不詛咒人生。”但是，他霜打的時刻比常人多得多。有個研究精神衛生的朋友問他：“要不要服些‘百憂解’？”他卻苦笑著反唇相譏：“有‘百樂解’嗎？”——莫非他把快樂解讀成了一種淺薄甚或恥辱？多少次我這樣問自己。我得坦白，我曾經有過拯救他的衝動。思忖著送他一件怎樣的禮物才可以讓他活得振作些。他是圈子裏公認的大才子。我企圖從這個大才子身上為世界多榨取些光亮。但是，我很快就發現了自己的幼稚可笑，因他是個拒絕援救的“自我綁架者”，他深深愛上了那種被綁架的感覺。
還有個人，稱得上是我的精神導師吧。我在讀不懂他的文字的年齡邂逅了他的文字，想來，真為那文字遺憾，也為自己遺憾。後來，我在現實的鞭影中長大，眼裏一回回揉進了屈辱的沙子。紅腫著眼睛，再讀當年那些凝重的文字，竟讀得心悸不已。當我站在講台上，給少男少女們講他那篇說盡生命的淒涼也說盡生命的柔韌的文章時，我不惜用淚水去攔截他們可能會犯下的我當年所犯的錯誤。“你們要背誦！”我近乎武斷地說，“你們必須喜歡上這些句子：‘我把輪椅開進去，把椅背放倒，坐著或是躺著，看書或者想事，撅一杈樹枝左右拍打，驅趕那些和我一樣不明白為什麼要來這世上的小昆蟲……’不要說書上沒有要求背誦，是我要求你們背誦的，或者說，是我求你們背誦的。等生活教訓了你們，你們就會明白我今天為什麼這麼求你們了。”我怕當這些孩子不再是孩子的時候，他們不會像我這般幸運地迎來改寫昨日遺憾的機緣。因而，我寧願先將某種精神的疫苗提前注射到孩子的體內，以期他們能夠獲得一種可貴的免疫。這些年，我一直在暗處打量著那個人。我注意到他對盲童們說的一番話：“你們想看而不能看，我呢，想走卻不能走。那麼健全的人呢，他們想飛但不能飛——這是一個比喻，就是說健全人也有局限，這些局限也帶給他們困苦和磨難。很難說，健全人就一定比我們活得容易，因為痛苦和痛苦是不能比出大小來的，就像幸福和幸福也比不出大小來一樣……生命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一個不斷超越自身局限的過程。”這個人，就是史鐵生。一個被命運綁架到輪椅上的生命，通過一次次澡雪精神，實現了自我救贖，以飛翔的姿態棄絕了那輛悲愴的輪椅。
其實，在痛苦與快樂之間，存在著廣袤的難以用“蘇格拉底”和“豬”去衡量的“灰色地帶”。生活給了你一把剪刀，剪斷快樂還是剪斷痛苦，剪斷多少快樂多少痛苦，全看你手上的功夫。
我那個做定了“痛苦的情人”的朋友，在每一朵花裏看出了塵埃，而塵埃也確乎是每朵花的必然歸宿。問題是，這種大智大慟的“悲涼預支”究竟能給在花朵前佇立的人帶來幾多有價值的生命體驗呢？如果世間發明了一種透視眼鏡，能讓你輕易觀瞧到衣服裏麵的胴體甚至血管裏奔流的血液，你會戴它嗎？真相，有時是用來麵對的，有時是用來超越的。史鐵生曾感喟：“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說的……”我喜歡讀也喜歡講他那些微涼微溫的文字，我以為這些文字的魅力在於，於塵埃中凝視出花朵。惱人的塵埃，一刻不停地殷勤覆蓋著生命。每個在世間行走的人都背著一個越來越沉重的行囊，行囊裏裝著的是越積越多的死去的日子。行囊壓倒你的一幕就在未來某個時刻裏妥帖地藏著。在它當真壓倒你之前，你所有逼真的預習演練都無異於一種自虐或自戕。上帝均攤給每人一杯痛苦，但心的容器卻有能耐把它擴充成一桶痛苦或減縮成半杯痛苦。隻是我說不清楚，這兩種人究竟誰離蘇格拉底更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