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歇夫主動向日本提供援助，幫助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勝。戰後，日本從俄國手裏，接管了中國遼東半島、南滿鐵路及一半庫頁島的權益。日本也投桃報李，不僅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地頌揚雅可布·歇夫，而且還在教科書上，專門辟出一個章節來對他歌功頌德。日本明治天皇，也破例在皇宮裏邀請歇夫共進午餐。並授予他旭日勳章。”
柳原振雄說：“在日本國內，確實有那麼一批親猶人士，對世界猶太人的經濟實力十分迷信。猶太人在日俄戰爭中的表現與實力，在崇拜強者的日本人眼中，留下了猶太人操縱著世界財富的印象。這與反猶論者宣傳的‘猶太陰謀’不謀而合，同時，也構成了後來‘河豚計劃’的基礎動因。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早年俄國反猶分子偽造的，不為人重視的反猶書籍《錫安長老議事錄》，隨著對布爾什維克的強烈恐懼而風行於歐洲。
2個在西伯利亞協助白軍，抵抗紅軍的日本軍官返日後，將《議事錄》譯成日文，招募同道研究所謂猶太陰謀。這2人正是河豚計劃的設計者和協調人，安江仙弘、犬塚惟重，後來成為日本的猶太專家。日本認為猶太人好比‘河豚’，肉美味但有‘毒素’，所以要巧妙利用，河豚計劃一名便由此而來。
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後，急於開發東北礦產，鼓勵日本人移民。但日本開拓團多出身底層，文化素質低，缺乏資金和技術，日本屢次舉辦招商說明會卻遭遇冷淡。鋼鐵公司總裁鯰川義介向南滿鐵路總裁鬆岡洋佑建議，收容那些被納粹驅逐的猶太人，可利用資金、技術開發滿洲，還可借助他們的人脈，聯絡歐美猶太富豪政要，從而為日本服務。
為了實施河豚魚計劃，就必須改變對哈爾濱猶太人的政策，於是日本軍國主義者，開始與哈爾濱猶太人的上層人物交朋友。猶太問題專家安江仙弘大佐，就經常到哈爾濱活動、訪問，與猶太人領袖考夫曼醫生成了朋友。
1937年12月，就在馬迭爾旅館，猶太人召開了第一次遠東猶太社區會議，與會代表來自哈爾濱、上海、日本神戶等地。安江仙弘和樋口喜一郎將軍參加了會議。
樋口喜一郎在會上說：日本人沒有種族偏見，日本人民珍視它同猶太人民的友誼，日本正準備和猶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的關係。
在這次大會上，猶太人通過了一項，送給全世界每一個重要的猶太組織的決議：我們，出席這次民族性會議的猶太人，在這裏宣布，我們在國家法律之下享受種族平等和公正，並將與日本和滿洲國合作以建立亞洲新秩序。我們向我們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幫助。”
“是啊，日本軍國主義者積極推行河豚魚計劃，是處心積慮，自有其如意算盤的。”教授憂心忡忡地說“其一，他們想利用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猶太人的資金，開發廣闊的東北平原。其二，他們企圖，借著與猶太人共同建設‘亞洲新秩序’的招牌，迫使英美等國接受既成事實，承認‘滿洲國’的合法性與地位。進一步在侵華戰爭中，充分利用世界各地猶太人的資產，來實現‘大東亞共榮圈’。”
“那他們都采取了什麼舉措呢？”娜達莎又問。
柳原振雄說：“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今，日本政府采納了猶太問題專家，提出的一些措施，比如允許哈爾濱、上海、神戶等地的猶太人，在一起召開遠東猶太人社區會議；鼓勵東北4省的猶太資本家經商辦實業，並通過他們吸引猶太資本開發滿州；希特勒在歐洲占領區開始迫害、驅趕猶太人後，大量的歐洲猶太難民進入上海等中國城市，日本對此持默許態度。
1934年鯰川義介在外交刊物上，發表了邀請5萬名德國猶太人，來滿洲的計劃。由於欠缺種種先決條件，以及日本政界內部意見的不統一，這個計劃直到1938年12月才上報‘五相會議’討論通過，即《猶太人對策要綱》。
到1939年安江等人草擬出《導入猶太係資本之調查分析》的時候，他們的眼光不得不自滿洲轉移到上海。日本軍方擔心，猶太人高度自治會不利日本，建議猶太區由日本嚴格監視管理，並仍將滿洲視為優先於上海的首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