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沈從文的第一個作品集《鴨子》也由北新書局出版，內收戲劇、小說、詩歌、教育共30篇。
轉眼，新年過去兩個月了，四月的北京，天氣忽冷忽熱，象一個變化無常、讓人難以琢磨的多疑婦人。各種花兒，卻在爭相盛開著。整整蟄伏了一個冬天的三個文學青年，意見非常一致地決定出門遊玩一天。不知不覺，他們走到了天壇。
這是1420年明朝時仿南京形製建的天地壇，1900年八國聯軍曾在這裏齋宮內設司令部，在圜丘上架大炮，在破壞建築、樹木之後，再將文物、祭器等席卷而去。
唉，可憐的中華，凡有好東西的地方，就有強盜的腳印，沈從文正在心裏憤憤然，丁玲在不遠處喊起來。
“你們快來看！”
沈從文和胡也頻忙走過去。丁玲的一雙大眼，正一眨不眨地瞅著麵前的丁香花，一簇一簇、有白有紫，濃鬱的花香，讓她如癡如醉，仿佛被花香給熏醉了。過了一會，丁玲才輕輕問胡也頻：“你聞到這花有什麼味道嗎？”
“香啊，濃濃的香味。”
丁玲矜持地搖了搖頭，說：“我聞到一種愁怨的味道。”
“愁怨，怎麼會有愁怨呢？休，你聞出這樣的味道嗎？”
對於胡也頻的提問，沈從文隻是憨態可鞠地一笑。他們三人回到公寓時，已經有幾個胡也頻的朋友在等他。
“也頻，出事了。蔣介石昨日在上海大開殺戒，屠殺工人和共產黨人。”
1912年2月12日，隨著清朝最後一個皇帝正式退位，中國總算是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君主統治，繼之後來的，卻是一個個依靠軍事實力奪取政權的軍閥輪流坐樁的局麵。
政局不能穩定，革命還需繼續，到20年代，中國出現了按照列寧主義模式組織起來的共產黨和國民黨。由於兩黨都是作為革命政黨而建立，都持振救國家和反對軍閥統治的政治態度，於1923年組成了統一戰線。
“借助於共產黨人的建議、物資支援和組織技巧，按照俄國共產黨模式改組；一支由黨（國民黨）領導和受過政治灌輸的軍隊得以建立起來，”為後來的北伐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自從孫中山1925年3月逝世後，國民黨內的奪權鬥爭殘酷起來，“這些權力的爭鬥在北伐時曾被掩蓋起來，到1927年初，在全國政權唾手可得的誘惑下，黨內鬥爭遂以新的和空前的暴烈行動恢複。”
當時，國民黨事實上已存在兩個政府，即：蔣介石與“中間派”的南京政府，仍與共產黨人聯合的國民黨左派武漢政府。除去這兩個政府都想獲得國民黨的領導權外，還有極右翼西山會議派也要求它們在上海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擁有唯一的合法性。
“使這種局麵複雜化的是，這些權力中心的背後都有一個或幾個省的軍閥的支持。這些軍閥隻是新近才宣布擁護革命；他們很少，或完全不受國民黨運動的意識形態目的的約束；他們如今隻是耽於玩弄政治手腕，然而即便以此不能擴大，也可保全他們個人和地方的權力。”
不僅如此，國民黨黨員的構成狀況到1927年時也已是十分混亂，黨組織從未受到嚴格控製，在完全不顧新申請人的背景、品質或是否信奉革命目標的情況下就接納他們入黨，至使黨員數量成倍猛增，從1926年的15萬人至1927年的33萬人。蔣介石於是決定清黨，首先是清洗與自已政見分歧越來越大的共產黨人。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以殺戮的方式清除共產黨。“清洗共產黨人具有過濾的效果，使得求私利的人可以不受影響；而從革命運動中清除出去的，是那些曾在革命期間向國民黨灌輸活力、紀律和獻身精神的人。”
清洗的結果導致了早年孫中山建立的統一戰線破裂，加上北京存在的奉係軍閥張作霖政權，至使中國一時出現3個政權互相對峙的局麵。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和旗幟，陳獨秀是中國文化啟蒙運動的先驅、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及首任總書記、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間黨的最高領袖，也是丁玲一直非常敬重的老師，可就在這次清洗中，他的兩個兒子，也在這次大屠殺中喪失了生命，丁玲眼裏噴著火，大聲地說：“這蔣介石實在是太殘忍、太可恨了！”
胡也頻看著丁玲，也非常憤怒地說：“這些國民黨的新右派也實在太卑鄙，真恨不得把他們都給殺了。”
沈從文在一旁聽著，沉沉地說道：“政治，就是這麼肮髒、這麼血腥。”
丁玲聽了，瞪了沈從文一眼，針鋒相對地說：“休，你不該一概而論。”
沈從文張了張嘴，卻未吭聲。要獨立，遠離主義，這是沈從文當時的一個態度，他不想將自己歸類於某種主義，擔心變成什麼主義或思想的囚徒結果失去獨立。這是他與丁玲、胡也頻的一個分別，他不像他倆對革命充滿激情和向往，而是在懷疑。
胡適的主張：“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國家的權利。因為自由國家不是建立在每一個奴才上的。”
沈從文沒有這樣的認識，隻是非常謹慎地隨時提醒自己，不要卷入什麼主義、思想中去，最重要的是把持自己的獨立，做成一個自己。
在以後的幾天裏，丁玲都顯得悶悶不樂，不時感慨幾句，除了胡也頻的熱情響應，沈從文很少對這樣的事情搭腔，隻沉浸於昔日濃密的鄉村記憶中，然後將一些印象、感受用文字表達出來。
“有一年，這有多久了？我不太記得清白了。我隻能記到我是住在貴州花橋小寨上，辮子還是蜻蜓兒，我打過野豬。我同到夭叔叔兩人，隨到大隊獵人去土墳子趕野豬。土墳子，這地方大概是野豬的窩，橫順不到三裏寬，一些小坡坡，一些小瀦塘，一些矮樹木，這個地方我就不知究竟藏得野豬有多少。每次去打你總得，不落空。”
沈從文想起了“宋媽”那次說的“打野豬”的故事，想了想就記下來了，自己讀一遍，感到少了當時的許多味，便又加了一句“下麵的話是她的，我記下，因這一記把宋媽神氣卻失了。”
寫完《獵野豬的人》，1927年4月16日，沈從文收到《現代評論》的用稿通知單，他的《瘋婦之歌》發表了。這首《瘋婦之歌》，他是3月26日寫成的。從1925年5月9日在《晨報副刊》發表了處女詩《春月》之後，沈從文似乎一度進入了詩歌創作的熱潮中，當年發表詩歌達14首。
是哪，
對的，
老爺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嗜好，
“美”的意義就是按照老爺的興致的安排，
穿起花的紅綠絲綢衣裳是不可少。
……
文字略顯稚嫩，卻不失真純、素樸與自然，閃爍著人性的溫馨與光澤。也就是這一天，當時還是北京中國大學哲學係學生、30年代翻譯《魯濱遜飄流記》蜚聲全國的作家徐霞村，在《北新》第34期發表文章，評論《沈從文的〈鴨子〉》。
文章認為沈從文上年出版的作品集《鴨子》，“雖不是著者最好的作品，卻還能代表他的作風的一般”。集子中的戲劇作品，“價值是在文學方麵，而非舞台方麵”，其中對話最能“捉住人的情緒”；“他（沈從文）的小說的主要的特點就是細膩”；而“在他的散文裏，我們可以看出他受過《聖經》的影響。它們使我們知道，在著者的天真的麵孔後還深藏著深刻的悲哀”。
情感豐富的丁玲，在她小小的感情天地裏為“四·一二”死去的人們心痛；胡也頻除了寫作，外麵的朋友很多，常常熱心地幫朋友辦這辦那，有時早出晚歸的；沈從文在家裏一呆就是一整天，那一隻右手，似乎一直都在握了筆不停地寫著。
他們同在一公寓中，住房就隻幾步路，有時也會兩三天不見麵。丁玲有滿肚子話要對人說，可是每次去看沈從文都隻能看到他的後背，這是為了不受窗外的幹擾，沈從文把背對著窗外寫作。
丁玲看到徐霞村的評論文章，再不管沈從文如何的手不離筆，也不管他如何地背對窗口在專心致誌，走去敲響了沈從文的房門。於是他們站在門外開始說話，聊了幾句“評論”，他們談起了自己。
“我17歲時，因為要去上海讀書，遭到闊綽三舅的反對，為此我與三舅鬧僵，還解除了由大人作主與表哥的婚約。那時正好到了年關，三舅家請客，我與幾個朋友到後院去看臘梅，本來就對我有氣的三舅借題發揮，責備我母親沒有管教好女兒，使得我男女不分，不懂規矩，竟在客人麵前拋頭露麵。”
“在我們那兒，也是這樣。”
“你讚成？”丁玲瞪著美麗地大眼問。
“我當然反對。”
“就是，我那三舅說我不該拋頭露麵，自己卻什麼見不得人的事都幹，我知道他的一些醜事，就回他說，‘不準你說我母親，這個家是誰滿嘴仁義道德，肚子男盜女娼呢？’一句話說中三舅要害，他急了，跳起來要打我。我又說：‘你敢欺負我們孤兒寡母，我就到街上去喊冤，讓全城人都知道你的醜事。’三舅聽了，這才不敢動手。”
說到這兒，丁玲自豪地笑了：“這世上，許多人就是欺軟怕硬。”
“事情是這樣。可是，做人有時軟一些，倒是可以少吃些眼前虧。”
“我才不這樣看，如果我軟一些，那才吃大虧呢，就隻有嫁給那窩囊的大表哥了。”
“這倒也是。”
“哎，你在湘西還可以，就沒人給你提過親嗎？”
沈從文聽了，不好意思地看看丁玲，點了點頭。
“快說來聽一聽。”
“那是我來北京前兩年的事情，那年二月我離開鳳凰去芷江投奔五舅黃巨川，當時，我的七姨父熊捷三也在芷江城裏，常與五舅吟詩唱和，讓我替他們抄寫。那段日子真讓我長了不少見識。”
“快說正題。”
“你莫慌，讓我慢慢說。正是在我姨父熊捷三家，我閱讀了林紓譯的許多西方小說，有狄更斯的《賊史》、《冰雪姻緣》、《滑稽外史》、《塊肉餘生述》等小說。”
“後來呢？”
“後來姨父熊捷三見我替他們抄寫時臨摹的小楷不錯，就對我有了好感，然後就為我提親。可是我不願意。”
“為什麼？”
“這種事，我喜歡由自己來處理。”
“哈哈！”丁玲笑了，說：“許多事看你都太麵糊，沒想對人生大事還是有自己的主見。”
沈從文聽了誇讚，憨憨地笑了。丁玲又問：“你說的姨父熊捷三，跟熊希齡是什麼關係？”
“熊捷三就是熊希齡的親弟弟。”
“是這樣子的，你還真不錯，連首任民國政府總理親弟弟的提親也敢拒絕。”
“這種事，得兩個人能和氣地在一起生活一輩子，跟其他名利是沒關係的。”
丁玲聽了，這次沒笑，隻是非常認真地點點頭。沈從文見了，也對丁玲認真地點點頭。關於丁玲，沈從文在後來的《記丁玲女士》中寫道：
“朋友們所得於丁玲女士的好印象，實不在她那女性意味方麵。她能給朋友的是親切灑脫。她既不習慣使用脂粉，也缺少女性那分做作。她待人隻是那麼不可形容的爽直，故朋友相熟略久，就似乎極容易忘掉了她是個女人。然而從另外一方麵說來，則凡屬於一個女子某種美德，她卻毫無缺處。她親切卻不狎褻。她爽直並不粗暴。她無時髦女人風韻，也可以說她已無時間去裝模作樣的學習那種女性風韻。她容易使熟人忘掉她是個女人，不過因為她沒有一般二九年華女人那分浮於眼眉行諸動止輕佻風情罷了。認識她靈魂美麗天分卓絕的，隻是很少幾個朋友，一般人對於她的美麗處與長處的認識，則必需數年後從她的作品上方能發現的。”
從這段話不難發現，沈從文對丁玲有相當的好感，但僅是將她當成親妹妹，或者是弟弟。當然，上麵這段話是後來說的，在開始的時候，他對丁玲還是有過那種男女間的感情，隻是當丁玲與胡也頻走到婚姻的那一步後，沈從文對丁玲的這種男女之情就徹底消失了。因為作為一個地道的鎮竿人，都能守住“朋友妻不可欺”這樣的做人原則，以至於直到今天，這仍然是地道鎮竿人的交女友原則。
後來的事實證明：“四·一二”對丁玲的一生影響很大，由於思想苦悶，她開始寫小說了。正如她在後來的《一個真實人的一生》中寫道：
四·一二政變”後，“我每天聽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許多我敬重的人犧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艱苦中堅持，也有朋友動搖了，我這時極想到南方去，可是遲了，我找不到什麼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的文人！詩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講話，或者隻像一個熱情詩人的愛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極了！除了小說我找不到一個朋友，於是我寫小說了。”
丁玲試圖在小說中發泄自已對社會的卑視，在展示個人孤獨的靈魂仍然倔強中去尋求一種安慰。她的第一篇小說《夢柯》，主人公是個富於正義感的少女，因不滿教員對模特兒的侮辱離開了學校，住在親戚家，卻不幸落入愛的陷阱，受到表兄等人感情上的侮辱，於是再次出走。沒想到當了演員之後，竟遭到肉體與精神上更大的淩辱。
這篇小說是葉聖陶從一大堆來稿中挑出來的，開始看著那密密麻麻的小字，還以為是沈從文的。《夢柯》發表於1927年12月10日《小說月報》第18卷第12號頭條位置上。
《夢柯》的發表給了丁玲很大的自信，接著又創作第二篇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同樣由葉聖陶在《小說月報》刊出。
丁玲兩篇高質量的小說接連發表，驚動了當時文壇。評論人毅真在他的《幾位當代中國小說家》中說：《莎菲女士的日記》的問世“好似在這死寂的文壇上，拋下一顆炸彈一樣，大家都不免為她的天才所震驚了！”
而1934年出版的《丁玲評傳》中草野的文章《坐有女作家交椅的丁玲女士及其作品》中又有這樣的評語：
“現在我要重複的說，中國女作家的交椅是屬於作者了。她的創作能有他人的所不能長，而沒有他人的所短。它的造句新穎，結構別致，風格特殊，她確是中國枯燥的文壇上一位健將，末了總括起來，我對於作者的評價是：一、專長於女子心理的描寫；二、受沈從文先生作品風格的影響。”
不管那段時期的評論人怎麼說，丁玲是以特高的起步步入文壇，這話卻是十分準確。緊接著，丁玲又連續發表了《在暑假中》、《阿毛姑娘》、《自殺日記》等十幾篇小說。
這是後話。就在丁玲在創作批判社會的《夢柯》和《莎菲女士的日記》時，沈從文也寫完了他的《柏子》。這篇小說，講敘了水手柏子的故事。為了活，柏子隻能每日呆在船上，冒著極大地生命危險拿著微薄的收入。這樣的一個人，當然不可能有自己的女人。於是，在船靠岸後，柏子就去找自己心愛的妓女過夜，把一月辛辛苦苦積攢起來的“腰板錢”用光，然後再回到船上去。至於用光他“腰板錢”的那個妓女，雖是柏子的相好，但一麵又做著同妓女一樣的事情。這個可憐的婦人，淪落也隻因為要活下去。
柏子無奈去吊腳樓尋歡，女人無奈隻好這樣！因為他們之所以這樣都是被逼無奈，以至於膘娼這種本來的髒事讓人看了，也不覺得他們的行為有多醜陋，反而感到他們很勇敢，能夠這麼堅強地活在這個千瘡百孔、醜陋之至的世界上！
關於柏子，沈從文在1942年寫的《水雲》裏說過這樣的話：“我是個鄉下人，走到任何一處照例都帶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會總是不合。一切來到我命運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來證實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我用不著你們名叫‘社會’為製定的那個東西，我討厭一般標準。尤其是什麼思想家為扭曲蠧蝕人性而定下的鄉願蠢事。”
鄉下人沈從文雖然逐漸地走進了新的生活環境，從表麵來說好象是已經適應了，可他內心深處，卻始終難以認同眼前的世界，把一腔的愛都放在對遙遠故鄉那不老的山和靈動的水的追憶和拾掇上。
沈從文寄情於故鄉，是因為此時的故鄉不但對他失去了限製的能力，反而是給他提供了與眼前大都市對比思考的諸多自由。
他此刻比以往更加地熱愛自己的國家，追求真理遠勝於追求思想。他堅持不懈地學習，認認真真地思索，渴望能有自已的思想。他認為思想隻是一種工具，可以幫助自已更好地來理解世界。對於那些把某一種思想奉作神靈，把自己一輩子都拴在上麵的人，他有些瞧不起甚至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