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了，本該是喜氣洋洋的，可日本人的炸彈炸去了大家的喜氣，把物資也炸得異常緊張。為了能把艱難的日子打發過去，沈從文隻好讓九妹沈嶽萌進入西南聯大圖書館任職員，有100元月薪，家庭生活可以改善不少。
三九、關於短篇小說的講演
昆明的五月，天氣已經變暖，西南聯大的禮堂，早上九點時被暖陽偎得暖暖和和的。在這個世界上最差勁的大學講堂裏，卻輪番著開辦當時中國最優秀大師們的各種講座。
今天的講座，既不是馮友蘭講的《人生哲學》、湯用彤講的魏晉玄學，也不是含著一個大煙鬥的鄭昕講的康德、馮至講的歌德和裏爾克，而是沈從文在發表“關於短篇小說20年來的發展及今後出路”的講演。
“我並不覺得小說必須很‘美麗’，因為美麗是在文字辭藻以外可以求得的東西。我也不覺得小說需要很經濟，因為即或是個短篇，文字經濟依然並不是這個作品成功的唯一條件。我隻說要很‘恰當’，這恰當意義，在使用文字上，就容許不怕數量的浪費，也不必對於辭藻過分吝嗇。故事內容呢，無所謂‘真’，亦無所謂‘偽’（更無深刻平凡區別），要的隻是那個‘恰當’。文字要恰當，描寫要恰當，全篇分配更要恰當。作品的成功條件，就完全從這種‘恰當’產生。”
沈從文在簡陋卻很暖和的講台上侃侃而談，大禮堂的位置坐得滿滿的，還有些遲來的學生隻好站著。楊振聲和許多老教授也來了，在並不顯眼的左邊坐著，比學生還聽得認真。沈從文並不善談，但對於自己深思熟慮的東西，總是能入木三分很有條理講得清清楚楚。
作為一個寫出來的大作家，沈從文對如何運用文字感受頗深，非常重視，認定文學就是語言的藝術，文學的最終得失，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語言的表達。因此他很強調語言技能、強調文學作品健康適度的中和之美，講求文章的“技巧”。
沈從文曾在另一個場合中，把文學比喻成“情緒的體操”，“一種使情感‘凝聚成為淵潭，平鋪成為湖泊’的體操。一種‘扭曲文字試驗它的韌性，重摔文字試驗它的硬性’的體操”。
為此，沈從文對很多左翼作家把文學當“宣傳”，過多強調作品的思想性和戰鬥性，忽視創作的藝術技巧，嚴重的“公式化”“概念化”現象十分不滿。
“《詩經》與山歌不同，不在思想，還在文字！”沈從文如此認為，斷言：“一個作家不注重文字，不懂得文字的潛力，縱有好思想也表達不出”。
為此，他寫了《論技巧》批評說：“人類高尚的理想，健康的理想，必須先溶解在文字裏，這理想方可成為‘藝術’。無視文字的德性與效率，想望作品可以作杠杆，作火炬，作炸藥，皆為徒然妄想。”
關於“技巧”，沈從文指出：“技巧必有所附麗，方成藝術，偏重技巧，難免空洞，技巧過量，自然轉入邪僻；駢體與八股文，近於空洞文學。廢名後期作品，穆時英大部分作品，近於邪僻文字。雖一則屬隱士風，極端吝嗇文字，鄰於玄虛，一則屬都市趣味，無節製的浪費文字，兩相比較，大有差別，若言邪僻，則二而一”。在強調語言和技巧的同時，沈從文還特別重視作品的獨創性：“一切作品都必須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達到這個目的，寫作時要獨斷，要徹底地獨斷……藝術品之真正價值，差不多全在於那個作品的風格和性格的獨創上……”
“獨創”是沈從文創作體驗的理性升華，是他藝術全部的濃縮。他不肯承襲舊法，不願駕輕就熟，不懈地進行文體的探索，甚至謙虛地把自己的作品稱為“習作”，目的“隻在說明我取材下筆不拘常例的理由。”
“文學之美妙，即在於能使不生存的人物能生存。”沈從文大聲地引用王爾德的這句名言，來表達自己的文學觀，把自己的創作生命，濃縮為一種“創造”形式，即：
“我怎麼創造故事，故事怎麼創造我。”
沈從文就這樣地把自己融入所愛的文學事業中，如果說開始還有功利，因為人首先得有物資生活，而當這個問題得到最基本的解決時，就隻剩了愛。因為愛，他拋去功利來耕耘文學，為著心中的那份堅持，本來敦厚寬容的沈從文，他坦直地敘說自已的文學觀點。
他肯定劉半農的《揚鞭集》，是“用並不普遍的文字”，“並不普遍的組織”，“唱那為一切成人所能領會的山歌”；讚賞朱湘，“使新詩並不與舊詩分離，隻較寬泛的用韻分行，隻從商籟體或其他詩式上得到參考，都用純粹的中國人感情，處置本國舊詩範圍中的文字，寫成他自己的詩歌”；誇獎胡也頻，用“詩人清秀的筆轉而作小說……每一個故事皆在文字方麵毫無微疵，在組織方麵十分完美”；推崇魯迅小說在文體上的成功，認為像《故鄉》和《示眾》這些小說，“說明作者創作所達到的純粹，是帶著一點兒憂鬱，用作風景畫那種態度，長處在以準確鮮明的色，畫出都市與農村的動靜”。
隻要是把文學當作藝術，而不是標語口號式的作家，沈從文都給予肯定，反之則予以否定。早在1931年中發表的《論中國現代創作小說》裏，沈從文就以文體作為切入點，對“五四”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的小說進行了總體評價。
“在文體方麵，有意雜糅文言與口語，使之混合，把作品同‘詼諧’接近，許多創作，因此一來連趣味也沒有了……一九二七年後，精致的閑話，微妙的對白劇，千篇一律的諷刺小說，也使讀者和作者有點厭倦了。”
持這種看法的沈從文，坦言“五四”時期“第一期（小說）創作的成績比詩還不如。”
為了文學，沈從文甚至不客氣地批評他所敬仰的前輩，指責周作人、廢名等：有些文字發展到不莊重的放肆情形，對當時文學旗手魯迅的代表作《阿Q正傳》，也指出有“詼諧的難於自製”毛病。
“十年來中國的文學，在創作一方麵，由於詼諧趣味的培養，所受的不良影響，是非常不好地將諷刺的氣息注入各樣作品內……每一個作者的作品，總不缺少用一種詼諧的調子，不莊重的調子寫成的故事，這權利的濫用，不知節製，無所顧忌，因此使作品受了影響，文學由‘人生嚴肅’轉到‘人生遊戲’。”
人們可以不接受沈從文的觀點，卻不可以不讚美他的獨立精神和率直的人格魅力。
世界是因為有創造才有發展進步的，而任何偉大的創造，都需要一種獨立精神來作為支撐。
“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麵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隻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
沈從文這裏說的“希臘小廟”，是指一種希臘精神，一種同古典精神聯係在一起的古典精神的源頭。
勾股定理的發現者畢達哥拉斯提出“美是和諧”的觀點，世界古代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亞裏士多德則力挺“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極端的美”，古典主義都在強調勻稱、秩序、比例、適度、和諧等美學概念，表現在文藝創作上，就是要求遵守技巧規則，重視理性的節製。
沈從文的在自已的實踐與思考後形成的審美興趣與這些偉人的審美原則取得了一致，可沈從文生活的時代，人們更多是處於情緒高漲期的大變革要求中，文學作品充滿了激動的呐喊和狂熱情緒，便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沈從文這樣子地造成作品審美價值的喪失，堅持地追求著“和諧——節製”的美學趣味。關於這一點，與沈從文一樣有著偉大人格的黃永玉在《太陽下的風景》中頗有感觸地說：
“從文表叔書裏從來沒有——美麗呀！雄偉呀！壯觀呀！幽雅呀！悲傷呀！等等這些詞藻的泛濫，但在他的文章裏，你都能感覺到它們的恰如其分的存在。”
黃永玉的這種感慨是非常準確而深刻的，正因為沈從文的作品是一種“恰如其分的存在”，所以能經得起曆史的考驗、並具有長久的價值。
“好的文學作品，照例會使人在真美感覺以外，還有一種引人‘向善’的力量……讀者從作品中接觸了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示，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
沈從文是這樣地來看待自己的創作，而與他在創作上分道揚鑣的老朋友丁玲則說：
“我誕生在20世紀初。因家敗父亡，我成了一個貧窮的孤女，而當時的中國又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時代，人民在水深火熱中熬煎，這些痛苦不能不感染著我，使我感到寂寞、苦悶、憤懣。我要傾訴，要呐喊，要反抗，因此我拿起筆，要把筆作為投槍。我追隨我的前輩，魯迅、瞿秋白、茅盾……為人生、為民族的解放，為國家的獨立，為人民的民主，為社會的進步而從事文學寫作。我寫作的時候，從來不考慮形式的框子，也不想拿什麼主義來繩規自己，我隻是任思緒的奔放而信筆之所之。我隻要求保持最初的原有的心靈上的觸動，和不歪曲生活中我所愛戀與欣賞的人物就行了。”
很明顯，這兩種創作都需要，人的文學功用於一個民族、乃至世人長久的未來，革命文學功用於革命、眼前的鬥爭勝利。沒有眼前就沒有未來，革命文學、或者說是政治文學無疑是值得稱道的，但如果以此來批判甚至完全否定、無情打擊人的文學，也是很荒誕的。
“必須把人事和夢兩種萬分相混合，用語言文字來好好裝飾剪裁，處理得極其恰當，才望成為一個小說。”
站在講台上的沈從文，盡情地發表自己的看法，這篇講稿，第二年以《短篇小說》為題發表《國文月刊》上。在他39歲的1941年中，因為更多的哲理性思考和教學的緣故，文風有了明顯的轉變，寫了一些文論與散文，主要精力用於修訂曆年舊作，準備讓桂林開明書店出版係列“沈從文著作集。”
從講台上走下來，掌聲中透出了西南聯大、這所當時中國最優秀大學師生對他的認可，沈從文非常高興，帶著一種教師的快感回家，來到家門前時，想到九妹，他的心突然沒了快樂，感到很沉很沉。
九妹沈嶽萌，是兄弟姐妹中沈從文的最愛。善良的人總是把自已最渴望得到的給自已最愛的人，沈從文渴望能在九妹身上實現自己的幸福之夢。
這不僅因為九妹是他的親妹妹，也因為這個妹妹給自已帶來了無窮的創作靈感，他筆下的湘西少女，無不留下九妹的影子、落下九妹的痕跡。單是九妹作為主人公的作品，就有《爐邊》、《玫瑰與九妹》等好幾部，主人翁的名字雖不叫九妹，卻明顯以九妹為藍本的就更多，諸如《阿麗思中國遊記》、《靜》、《賢賢》、《三個女性》等作品就是。
《阿麗思中國遊記》中的儀彬，開朗而愜意，她無心讀書，喜歡和母親廝守，隨時準備像小鳥投到母親懷中，把臉燙母親的肩，逗母親取樂。《靜》中的嶽瑉去北京投奔二哥，因戰事被困在長江中遊的一個小城。時值春天，母親身體病重臥床，嶽瑉伏在吊樓的欄杆上，望著河邊的風景發癡。草綠風箏飛讓嶽瑉快樂，但母親的咳嗽和遲遲等不到遠方消息，在她幼小的心靈又蒙上一層陰影。《三個女性》的故事幹脆是發生在青島，穿淺綠色教會中學製服的儀青為海濱美麗風景所陶醉，想把這種對美的驚訝、頌揚和愛表達出來。對友人嚴肅的政治話題雖未能完全理解，而對友人“為理想而生，為理想而死”的看法卻充滿了欽佩之情。
毫無疑問，等等這些作品中人的言行情思，都是平時生活中的九妹展示給沈從文的。
至於像《鳳子》、《如蕤》、《薄寒》這些個沈從文稍後一些的作品，虛構的成分雖然居多，隻要聯係沈從文創作這些作品時的心態以及九妹當時的處境去推斷，就會發現主人公與九妹之間的微妙關係。
美麗、高貴、成熟，是這些作品主人公的共同點。《鳳子》中的鳳子來自苗鄉，與隱居青島海濱的工程師的關係讓人自然想到現實中沈從文和九妹的關係。《如蕤》中大官僚家庭出生的如蕤，身邊追求者如雲，卻看不上他們的萎靡平庸，隻希望能找到一個強壯、有野性的男子，結果獨自駕船出海遇到風暴，與一個搭救她的男子產生愛情。如蕤高貴的出生讓人想到沈從文那擔任貴州提督的祖父，如蕤的愛情觀實際上就是沈從文對九妹這方麵看法的認知。《薄寒》中美麗的女人，讓一大群都市時髦男人追求著，一一碰壁著。“這個女人，她需要的是力，是粗暴、強壯。”沈從文借作品說，把她作為男性生命品格的試金石。
九妹給沈從文帶來了無窮的創作靈感，沈從文對妹妹的愛使他最懂自己的親妹妹。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多半是問九妹的。以前是關心九妹的學習生活，後來是關心九妹的工作和愛情，如今他更關心九妹的情緒。
此時的九妹，已經29歲，青春在悄然中流逝，生命卻仍無倚靠，曾經嬌小清純、謙卑自尊的少女，長成心性高傲，熱情卻沒有心機，善良卻不懂生活的女人。
沈從文對她太深太厚的愛，化成太大太美的希望，這希望讓她把太多的時間用於翻著字典去看《吉訶德先生》，不懂也還耐煩地讀下去。結果，終沒能讓她成為專業人才，卻滋長了高傲的心性，使她離真實的生活越來越遠，卻走進了歐美文學虛擬的美麗愛情中。她渴望愛情，卻害怕婚姻，這使她多次錯失了本來是很不錯的婚戀對象。
現實與理想的矛盾反差，終使不肯跌落紅塵的九妹信了佛教，她開始吃齋並參加當地的佛事活動，並大手筆地捐贈物品。
其實九妹心裏的不快在3年前就己經開始，1938年3月22日，還留在北京的張兆和給昆明的沈從文信中就提到這方麵的事：
“九妹一切都好，隻是處在目前情形下，日子似過得更無聊。有一天晚上，我們正在吃飯，談著別人家的閑話，她忽然哭了，我不知道什麼緣故，第二天飯也不吃了，隻吃了些麵。那天她曾有一封信寄給你，我猜她一定是太寂寞，遇事便不如意……我不會說話，不能像你在家那樣哄哄說說，罵罵又笑笑，心裏揪做一團，一點辦法沒有。她又像是不高興我，又說全然不幹我事，隻是她自己想著難過罷了。所幸過了兩日，暗雲即過，臉上又見了笑容，現在到四姐家去了，今天已住了第三日。以前她老說要走，說就是做叫化子到自己的地方總高興些。前一陣，那個一見飛機來就嚇得臉色發白兩腿直打哆嗦的鄧小姐來，商量同九妹去南方，他們覺得住在這裏無聊，閑著又慚愧，要走，要找工作做，說是任什麼苦都得忍受。對這意見我不敢讚同，因為我知道她倆都不是能吃苦的人，無非唱唱高調罷了。”
這樣的事情以後間或發生，沈從文讓九妹去圖書館工作後，九妹似乎沒有像沈從文希望的情緒會更好些，卻反而更不好。
“九在此圖書館服務，事還做得稱職，愛念念佛，無妨於做事。將來或得餘有力量時，為之將石蓮閣大加改造，使之住下亦可辦一學校，因彼理想高尚處，亦可為人模範，不在迷信鬼神，倒是誠實忠厚，同情下層階級，未嚐無助於社會也。”
沈從文寫信給大哥如實轉告九妹的情況，這封信剛發出去，狀況就出現了，沈從文隻得又如實告訴大哥說：
“在學校事本極好，有一百多一月，忽然要辭去，相信觀音要保佑她，把什麼東西都送給別人，一天默默念佛，我已用盡方法無可為力，一定要跟一莫名其妙之女人同去。努力想方設法把她找下鄉，以為可休息一二月，當為製份行李，再找事做，誰知昨天一嚷，就又走了。腦子永遠似通非通。在佛教會居然有許多婦女跟她學念經，認為她是最重要的一位。其實在此時要她讀讀經，就讀不下去。我已把全副精力用盡，還是說不過來。隻好聽她去求觀音（觀音是什麼她就不知道），再讓許多老太太去求她。”
九妹，我的好妹妹！沈從文從講演的興奮中冷靜下來後，最先想到九妹，推門進屋，卻沒能見到她，心裏不免有些著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