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兒，沈從文呷了口茶：
“所以我認為，英雄崇拜若近於群眾宗教情緒與浪漫情緒之歸納集中，近代使用的方式是分散到社會各方麵去，已經成為一種習慣。玩球的，跑車的，爬山的，遊水的，無不可以引起這種集中的作用。英國封一個戲子作爵士，瑞典給一個電影女演員頒發勳章，這是國家有意從群眾中產生英雄的例子。羅斯福有時會為足球比賽發發球，斯大林大排場款待從北極探險回來的水手，這又是現代偉大意義不同的另一例子。這事值得注意處，便是真的領袖都有意將英雄崇拜情緒轉移到娛樂或致用分子方麵去，個人卻承受了‘民治主義’一個對於‘人’的原則，‘領袖也是一個人，並不是神。’他要人相近，不要人離遠。要群眾信托愛敬，不要群眾迷信崇拜。”
“你說的或許更有道理，可是我卻認為，你最好還是去寫小說，別寫這些與人爭論的文章，省得惹來無盡的麻煩。”
“你說得很在理，隻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該有自已的擔當和責任，如果連自已的觀點都不敢亮出來，自責和內疚也是讓人很難受的。”
“可是，陳銓不是與你看法一致，你們才一起來編雜誌的嗎？”
陳銓1928年8月出國，先後留學於美國、德國，學習哲學、文學和外語。結業後赴美國留學阿伯林大學，獲碩士學位。留學期間接受了尼采哲學的影響。1933年在德國克爾（Kiel）大學獲博士學位，1934年初回國，後到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教英文與德文。
陳銓認為，重造“民族精神”不是要提倡“個人自由”，而是首先要提倡“民族自由”，隻有每個人必須回到民族這個集體中，才能避免個人自由所帶來的利己主義。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宣揚尼采，為的是提倡“個人主義”，陳銓卻反其道而行之，用宣揚尼采來否定“個人主義”，張揚民族自由。他反對的這種“個人主義”，不包括具有強大個人才能的“超人”，更多的是指普通的個人。認為那種具有超常能力的個人，是能領導整個民族擺脫危機的英雄，而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是愚昧、自私和落後的，必須有強有力的領導，才能帶領他們走出危難。
陳銓為了有個平台把這種思想釋放出來，就聯絡林同濟、雷海宗、沈從文等聯大教授，創辦了一個名為《戰國策》的半月刊，沈從文在其中做些“處理文藝部門稿件”的工作。
之所以取名《戰國策》，是這幾個教授們根據“曆史形態學”的理論，將抗戰時期的國際形勢看作“戰國時代的重複”，沒有正義人道可言，認為當時是“爭於力”的時代。為此，陳銓、林同濟從叔本華、尼采的“權力意誌”、“超人哲學”出發，提出“英雄宇宙中心論”，主張“英雄崇拜”，反對“民治主義”，認為“實際上社會的進步，是靠少數超群絕類的天才，不是靠千萬庸碌的群眾”。
這些主張，由於出現在國民黨對內製造摩擦，壓製民主，頒布限製異黨活動辦法，向共產黨提出軍政統一於政府“統一論”的時候，很快遭到“左翼”人士的猛烈批判，認為他們是迎合國民黨政治獨裁的需要。
《戰國策》1941年1月創刊，胡繩立刻發表一係列文章，批判陳銓提出的“英雄崇拜”和林同濟在《寄語中國藝術人》中表達的美學認識；茅盾也在《時代錯誤》一文中，批評戰國策派關於戰爭的觀點是法西斯主義的翻版；1942年1月，漢夫在《“戰國”派的法西斯主義實質》一文中首次全麵否定戰國策派的基本主張，並認定其具有明顯的“法西斯主義實質”。漢夫的認定得到不少“左翼”文化人士的響應，戰國策派的理論便在政治上被定性為“法西斯主義思潮”。
可誰也沒想到：解放初，參與其中的教授，隻有當時就提出異議、實質上對“法西斯主義”深惡痛絕的沈從文，遭受最殘酷的打擊。
沈從文聽了愛妻的話，開始感到好笑，可立即也明白：張兆和是不想他與人爭來爭去，給自已惹麻煩。可有不同看法，大家爭一爭不是更好嗎？戰國時，不正是因為“百家爭鳴”，才有了那麼多深刻的思想流傳至今的嗎？沈從文心裏雖然這麼想，怕張兆和擔心，便不說話，隻望著她笑。
張兆和明白沈從文肯定有一肚子理由，更明白他這篇文章一定非寫完不可，於是便換了話題說：“下午我要去呈貢友仁難童學校教英文，你就不要去了吧。”
“那怎麼行，這種事，隻能累一下自已，怎麼可以耽誤學生？”
原來，沈從文在教大學的同時，對整個社會和中小學語文的教育一直十分關注，這也是當時一代大知識分子的特點。從胡適、劉半農、楊振聲到朱自清和葉聖陶等等，他們都從不同的方麵為整個社會和中小學語文教育盡自己的努力，作一些貢獻。
作為一名著名作家，沈從文不但參與了1933年8月至1939年6月間的中小學語文教材和基本讀物的編寫工作，到了西南聯大以後，還經常到當地的鄉下中學義務上課。這天下午他要去的，就是張兆和任教的呈貢友仁難童學校。因為這樣的上課，沈從文寫出了《從‘小學讀經’到‘大眾語問題’的感想》、《〈上海通信〉附記》、《論讀經》、《盡責》、《關於看不懂》、《白話文問題》和《文運的重建》等一係列關注語文教育或者涉及語文教育的文章。
這天，沈從文與張兆和夫妻從呈貢友仁難童學校回到楊家大院時，天照例己經是全黑了。這時，四妹張充和已在1940年去了重慶，所幸家裏還有九妹給打理，小龍朱和虎雛，則由一個苗彝族保姆帶著。
此前，為緩解家庭經濟困難，張兆和曾帶著倆孩子打算前往雲南昭通，想應聘設在那裏的國立西南師範中學部的教員，隻因那卡車司機出於安全考慮，拒絕張兆和與孩子同坐載貨卡車頂部，張兆和多日搭不上車，這才又返回龍街。
現在，張兆和到呈貢烏龍埠友仁難童學校教英文，沈從文每周四也到難童學校上兩堂國文課，他倆都是不拿報酬的義務任教，給家裏困窘的經濟不能有半點幫助。雖說困窘還是困窘，連喝豆漿也得節省著，能教教將代表中國未來的學生，心裏還是踏實許多、快樂許多。
吃過九妹給準備好的飯菜，沈從文抱抱虎雛，親親龍朱，便去了坐在一個由木製煤油箱和大畫板搭成的小桌子前，這是全家吃飯、圍坐講故事以及張兆和改作業、沈從文寫文章的地方。條件雖然如此困窘，文章還是要寫的，到深夜2點多時，他終於寫成了《讀英雄崇拜》。這篇文章，在6月1號《戰國策》第5期上發表出來，由於對一期陳銓的《論英雄崇拜》一文的領袖崇拜提出了批評，上海版的《戰國策》在發表這篇文章時，編者在題目下加了按語：
“我們希望讀者看了陳銓先生原文和沈從文先生這篇反辯之後，可以得到相當興趣，參加討論本題。”
結果被張兆和言中，討論很熱烈，添了些麻煩，隻是沒想到更大的麻煩會在九年之後。而在當時，知識份子血性很濃的沈從文，為了自已的擔當和責任，為了少一些自責和內疚，除了小說的寫作，還是不斷地寫一些給自己帶來麻煩的論文。
4月底，沈從文寫了《“五四”二十年》一文，指出：“五四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領導的‘思想解放’與‘社會改造’運動。當時要求的方麵多，就中對教育最有關係一項，是‘工具’的運動，即文學革命……可是文學革命運動，從建設方麵看，固然影響大，成就多，從破壞方麵看，也不可免有許多痛心現象。新工具既能廣泛普遍的運用，由於‘濫用’與‘誤用’結果，便引出許多問題。從大處言，譬如北伐成功後國內因思想分歧引起的內戰，壯丁大規模的死亡，優秀青年大規模的死亡，以及國力無可計量破壞耗損，就無一不與工具濫用、誤用有關。從小處言，‘學術’或‘文化’兩個名辭，近十年來，在唯利是圖的商賈和似通非通的文化人手中，常弄得非驢非馬，由於誤解曲解，分布了萬千印刷物到各方麵去，這些東西的流行，即說明真正的學術文化的發展，已受到了何等不良影響。所以紀念五四，最有意義的事，無過於從‘工具’的檢視入手。”
到5月1日，沈從文又寫了《文運的重建》，文中認為：文運“遭受了這易變社會的摧殘，越來越失去原有意義。比較起來社會固有了進步，文運實已墮落了……墮落的原因，一為從民十五起始，文學運動勢力由北而南，由學校轉入商場，與上海商業資本結合為一，文學作品有了商品意義，成為商品之一種……一為民十八以後，這個帶商品性得商人推銷的新文學事業，被在朝在野的政黨同時看中了，它又與政治結合為一……因此從民十五以後，雖很產生了不少在商業上成功的作品，民十八以後，到民廿六為止，卻並不曾產生過多少對國家有建設性的大作品……我們必須努力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建設一個觀念，一種態度，使作者從‘商場’與‘官場’拘束中走出，依然由學校培養，學校奠基，學校著手……我們應當把文運同‘教育’‘學術’聯係在一處，不能分開，爭取應有的自由與應有的尊重，希望它在明日有個更大的發展！”
這篇文章5月5日發表在昆明《中央日報》上，因為文章反對文學“與商業資本溶合為一”和“與政治溶合為一”，被左翼作家視為“反對作家從政論”，受到激烈批評，而沈從文卻堅持自己的觀點，以後在其它文章和講演中又多次重申這一主張。
沈從文整日地奔波勞累，不是教書就是寫作，生活雖很辛苦，卻很樂意地堅持著。5月7日，他寫信給大哥沈雲麓：“物價日貴，到假中即有支持不下趨勢，熟人多有向四川走者，我們可無此能力，因即讓孩子們入川，一行四人，至少也得路費千元，目下實無此能力也。”
情況如此，沈從文卻不願去拿一些自己不想拿的錢，此前他到長沙時，原來的老上司湘西王陳渠珍要為他謀一空頭參政，月有三百五十元，他卻婉言地謝絕了。
6月，沈從文發表了《向徐誌摩作品學習抒情》；9月16日，沈從文發表《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一文。在後一文中，沈從文認為“魯迅的作品，便充滿與人與社會敵對現象，大部分是罵世文章。”文章發表後，聶紺弩在12月1日的《野草》月刊上發表《從沈從文筆下看魯迅》一文，對沈從文提出了激烈的批評。
事實上，魯迅與沈從文都是近一百年中國最偉大的中國作家，對國家民族，都有共同的擔當和責任意識，都堅守了作家的良知良心，隻是個人性格文風不同采用不同的表達方式罷了。
《阿Q正傳》與《邊城》，分別代表著魯迅和沈從文，一篇是對傳統中生長出來的“國民劣根性”的憤激鞭笞，另一篇是從這個傳統中發掘出純美堅毅的鄉土生機。這兩部小說“冰炭兩極”卻又異曲同工。
魯迅曾撰寫《七論“文人相輕”——兩傷》等文，批判沈從文，可在他去世前三年卻對美國作家斯諾說：“自從新文學運動以來，茅盾、丁玲女士、張天翼、鬱達夫、沈從文和田軍是所出現的最好的作家。”
而那時的沈從文，還沒有開始寫那一堆包括《邊城》在內，代表自己創作高峰的作品。
就在魯迅肯定沈從文是“最好的作家”後，1934年，沈從文在《魯迅的戰鬥》一文中，又一反其慣常平和的文風，以激烈的態度徹底否定魯迅雜文的藝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對魯迅的人格氣度也不無尖刻的嘲諷。
到後來1947年寫的《學魯迅》一文，則對魯迅在學術研究、小說與雜文創作上的貢獻都有高度的評價。
“魯迅先生貢獻實明確而永久。分別說來，有三方麵特別值得記憶和敬視：
“一，於古文學的爬梳整理工作，不作章句之儒，能把握大處。二，於否定現實社會工作，一支筆鋒利如刀，用在雜文方麵，能直中民族中虛偽，自大，空疏，墮落，依賴，因循種種弱點的要害。強烈憎恨中複一貫有深刻悲憫浸潤流注。三，於鄉土文學的發軔，作為領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筆，從教條觀念拘束中脫出，貼近土地，挹取滋養，新文學的發展，進入一新的領域，而描寫土地人民成為近二十年文學主流。”
很明顯，作為一個偉人對另個偉人的評價與爭執，沈從文和魯迅都是超越功利和自我的界限去發現對方的優劣，然後坦率地傳達給眾人，展示出作為一個時代最偉大作家的胸襟和見識。
事實上，沈從文這一年寫的諸如《一般或特殊》、《文運的重建》、《文學運動的重造》、《“文藝政策”檢討》、《一種新的文學觀》等文章，都是關於“重造文運”、“重造經典”的重要措施，他要求“抱著個崇高理想，浸透人生經驗，有計劃的將這個民族哀樂與曆史得失加以表現。且在作品中鑄造一種博大堅實富於生氣的人格，使異世讀者還可以從作品中取得一點做人的信心和熱忱的工作，使文學作品價值，從普通宣傳作品變為民族百年立國的經典。”
因為如此，他才來批判文學的政治化與商業化。在開始的時候，沈從文隻是感到文學本身的不自由，便從單純維護文學本身的純潔性出發，沒有把這種政治化、商業化的文學市場與民族的道德建構、百年文運聯係在一起。他寫出《邊城》後，沉默了兩年。
“我不寫作，卻在思索寫作對於我們生命的意義。”
終於，思索清晰起來：“在當前，在明日，我們若希望那些在發育長成中的頭腦，在僵化硬化之前，還能對現實有點否定作用，而又勇於探尋能重鑄抽象，文學似乎還能做點事，給他們以鼓勵，以啟示，以保證他們似乎也才可望有一種希望和勇氣……重造一個比較合理的國家。”
四十年代初的沈從文，己經站在了一個更高的角度，想要來延續真正的文學事業，不讓文學成為時代、戰爭的犧牲品。因為戰爭總會終止，文運卻要繼續。
可是，“時間在成毀一切，都行將消滅了。代替而來的將是無計劃無選擇隨同海上時髦和政治需要繁殖的一種簡單範本。”
麵對這樣的狀況，對論政不感興趣的沈從文，也隻能來關注社會國家的變動對於民族道德的建設：“製度化和專家化及新戰國時代新公民道德的培養，除依靠一種真正民主政治的逐漸實行，與科學精神的發揚光大，此外更無較簡便方式可采。”
早期想通過原始純樸的鄉風民俗來重建民族品德的的沈從文，這時己認識到文學移風易俗作用的有限，發現民主政治倒是迅速改變社會的一種捷徑，於是一貫持自由主義思想的沈從文，把重建民族品德的手段從文學傾向了政治。
然而，當時理想、浪漫的狂潮根本不允許誰來這樣冷靜的觀照和反思，沈從文對於重造文運的呼聲終不僅被一個開天辟地的激情時代所淹沒，而且給自己帶來了不堪的後果。
10月13日，27架日機輪番轟炸昆明，西南聯損失慘重，學院男生宿舍全毀，學院辦公處及教員宿舍亦有多處震壞，沈從文和卞之琳合住的宿舍屋頂和牆麵局部洞穿，鄰室半坍。空襲後，師範學院借昆華工校校舍上課，沈從文隻好搬到文林街20號樓上居住。
作為一介文人，對於日本人的暴行，沈從文隻能筆伐，12月30日，他在香港《大公報·文藝》第1000期發表，《廢郵存底——給一個廣東朋友》一文，譴責了日本帝國主義所扶持的王克敏、汪精衛一夥民族敗類，讚揚愛國知識分子在“優秀圖書館員的薪給，不如資源委員會的門房……學有專長教授的薪給，不如昆明市的堂倌和理發師”的困苦生活中仍堅持抗戰的崇高精神。
沈從文自家的生活雖然越來越拮據，他還是更願為比自己困難的人做些事。大轟炸後，他認真地寫了20條小條幅，為西南聯大籌集學生特別救濟金進行“義賣”，第一次“把習字和經濟發生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