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三七、在西南聯大
沈從文與汪曾祺從教室裏走出來時,天己經在開始轉黑了,遠遠地,他看見梅校長辦公室的燈已經亮了,還傳來一個男子不怎麼客氣的質問,便朝汪曾祺揮揮手,自已走了過去。
當時聯大創辦了一個附中,由於教學質量高,昆明市民都想把自已的子弟送來這附中讀書。聯大創立時,主政雲南的“雲南王”龍雲曾給予許多支持,現在他的女兒竟未被錄取。
“這個梅貽琦,太不給麵子了!”龍雲十分生氣,他的秘書長就跑到梅校長這裏來理論了。
沈從文弄清了是這麼回事,微笑著走了過去。龍雲的秘書長見他進來,沒好氣地指責說:“我在與你們校長說要緊事,你來幹什麼。”
“我來是想告訴你,有這麼個事情:梅校長有個小女兒叫梅祖芬,她同昆明市的學生一道參加附中的考試,因為差了2分,也沒有被錄取。”
“有這樣的事?”
“如有半點假,我甘願軍法處置。”
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並成的西南聯合大學,原來的三個校長,無論是北大的蔣夢麟、清華的梅貽琦、還是南開的張伯荃,都是著名教育家、西南聯大的常委,因為蔣夢麟和張伯荃長期住在重慶,梅貽琦便負責了日常的校務工作。
被稱為清華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的梅貽琦,從1931年出任清華校長,自此後一直到他在台灣去世,一直服務於清華,他的一生僅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在十年之間,堅持師資人才的嚴格遴選和延聘、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製度,成功地將一所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的學校一躍而躋身於國內名牌大學之列。
西南聯大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八年時中畢業學生約2000人,均學有成就,其中有許多舉世聞名、一流的專家學者。
送走“雲南王”的那個秘書長,沈從文對梅貽琦點點頭,匆匆地趕往呈貢楊家大院。他與楊振聲,還有劉康甫教授父女,大家都住在這個大院裏,共同組成一個“值得紀念的”“臨時大家庭”。
在這個大家庭裏,“楊先生儼然家長,吃飯時,團團一大桌子,他麵南而坐,劉在其左,沈在其右,坐位雖無人指定,卻自然有個秩序。”這時跟沈從文一家住在一起的張充和後來回憶說。
那時候,傅斯年,李濟、羅常培等人也經常到這裏吃飯聊天,給人一種其樂也融融的感覺。又因為張充和從小受母親的影響,頗有昆曲演唱才能,已漸為昆明喜好拍曲之人所知,常有曲友和票友來楊家大院,拍曲演唱,把個楊家大院弄得熱鬧非凡。
沈從文雖不能唱,卻由喜歡聽到會欣賞,每每聽後為妻妹歎惋:“昆曲當行,應以張四小姐為首屈一指,惜知音者少,有英雄無用武之感。”
若是往常,遇上這樣的周末,楊家大院的人一定都己吃過晚飯,曲友票友們來了,就會有昆曲的名段在院中唱起來:
“嫋晴絲吹來閑庭院,搖漾春如線。停半晌整花鈿,沒揣菱花偷人半麵,迤逗的彩雲偏。我步香閨怎便把全身現。”
唱腔婉轉動人、情思纏綿,春景、春情,曆然在目。沈從文有時還在路上,就能聽見。這天他沒能聽見“牡丹亭”、“皂羅袍”,卻隻見愛妻張兆和與她的四妹張充和迎麵趕來。
“這麼晚才回來,三姐還擔心是因為空襲。”
“你們不知道炸彈沒投到學校。”
“知道,就是擔心。”張兆和接過話說。
沈從文想到汪曾祺,笑了:“今天有個學生讓看篇文章,與他聊了聊,是個人材,將來必成大器。”
“有人在家等你呢?”
“誰?”
“你常說的大恩人,鬱達夫。”
“他!”沈從文興奮起來,扔下倆女人,拔腿快走。
“你等等我們!”
“你們慢走,我太久沒有見到他了。”沈從文一邊說一邊差不多跑起來。
鬱達夫1926年底返回上海後主持了創造社出版部工作,1928年加入太陽社,在魯迅的支持下,主編《大眾文藝》。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鬱達夫為發起人之一。在一些文學的觀點上,鬱達夫與沈從文不盡相同,但卻絲毫也沒能影響倆人的友誼,雙方一直都將對方視為知己。
1928年,鬱達夫與王映活霞結婚,當年生下兒子鬱飛;1938年鬱達夫一家三口一起到新加坡。長期的動亂中,夫妻雙方產生了種種誤解,維持了12年的婚姻破裂,王映霞獨自乘輪船返國。鬱達夫當時在新加坡任《星洲日報》副刊主編,帶著兒子很不方便,這次來找沈從文,是想把鬱飛托咐給他撫養成人。
沈從文聽了高興得不得了,激動地抱住11歲的鬱飛讓龍朱與虎雛叫哥哥。鬱達夫帶著兒子在沈從文家住了一晚,卻改變了初衷。因為他己經看到了名聲在外沈從文家裏的清貧,既怕以後經濟困難,讓孩子受苦;更怕給沈從文造成太大的困雄。其實,當時不僅沈從文家,大後方的所有公教人員都極為清貧艱苦。
與鬱達夫父子告別,沈從文萬分地難受,拉著鬱飛的手,眼圈都紅起來。鬱達夫最後把鬱飛交給重慶行政院秘書長陳儀撫養,使鬱飛受到很好的教育,1949年在浙江大學外文係畢業,1957年“反右”時卻因“不說謊話而開罪於人”被劃為“右派”,被關押長達20年之久,弄得妻離子散。
鬱達夫回新加坡後繼續辦報和從事抗日救國宣傳,並利用職務之便暗暗救助、保護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難友、愛國僑領和當地居民。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於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
胡適後來說:“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著鬱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著鬱達夫烈士的名字。”
夏衍則堅信:“達夫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愛國是他畢生的精神支柱。”
沈從文送走鬱達夫父子,心裏抱憾難受,一個人坐在院子裏發呆,楊振聲見了,沏上兩杯茶,端來放在沈從文麵前,想與他聊聊,還沒開口,兒子楊起到昆明東南部的陽宗海遊泳回來,看著父親和沈從文,目光有些異樣。
“你是不是有話要說?”楊振聲問兒子。
“我洗完澡去了湯池邊上的一個茶館喝茶,卻聽見鄰桌的查良錚在與人說:‘沈從文這樣的人到聯大來教書,就是楊振聲這樣沒有眼光的人引薦的。我當時真想與他理論,後來還是忍住了。’”
“忍得好!”楊振聲誇讚兒子楊起。
沈從文到西南聯大任教,確實是西南聯大常務委員、《大一國文》主編楊振聲一力舉薦的。之所以要這麼做,其間自然有楊振聲對沈從文的好感和友誼,而更主要的,還是相信沈從文能教好學生,為了擴大新文學的影響。
1939年6月6日,楊振聲在與時任西南聯大中國文學係主任朱自清參加西南聯大師範學院教師節聚餐會時,就向他提議聘請沈從文到聯大師範學院教書。朱自清很讚同楊振聲的提議,隻是基於沈從文的學曆感覺要說服係裏的大教授們都接受“甚困難”,於是便於6月12日早晨前去拜訪羅常培教授,誰知一提沈從文他就說不錯。
羅常培早在1929年傅斯年成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時,就與趙元任、李方桂為該所語言組第一批聘用的研究員,1934年出任北京大學中國文學係教授,是位資深的學者。有他支持,沈從文進聯大結果沒有受到中文係更多的阻攔。但由於沈從文的小學學曆,一些留學海外、拿了碩士或博士文憑的“海龜”們,對他還是頗為不屑,其中劉文典最為典型。
當時昆明常受日寇轟炸,於是便有了預警,遠遠地發現敵機來了,警報響起,全體師生就要跑到防空洞裏躲起來,稱之為跑警。一次劉文典看到沈從文跑警,便十分無禮而惡毒地說;“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該死的,你幹嗎跑啊!”
沈從文並不言語,隻靜靜地看了他一眼。對沈從文評上副教授,劉文典在課堂上公開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沈從文連四毛錢也不該拿!”
劉文典兩度留日,通曉英、德、日多國文字,他講授的課程,從先秦到兩漢,從唐、宋、元、明、清到近現代,從希臘、印度、德國到日本,古今中外,無所不包。這麼一個學識淵博、學貫中西的大師,之所以這麼無聊地對待沈從文,除去他的偏見,生性狂狷也是主要原因。
他曾誇口中國懂得莊子的共有一個半人,一個是莊子本人,另外半個就是他。當時劉文典講課,著名學者吳宓有時也會前去聽講,並且總坐最後一排。劉教授閉目講課,每到得意處時,便會抬頭後排,得意地問:“雨僧(吳宓字)兄以為如何?”
“高見甚是,高見甚是。”深知劉文典秉性的吳教授聞後必定起立恭敬答。
兩位名教授的一問一答,常使得全場學生暗笑不已。
狂狷實是一個人的毛病,但讓人敬佩的骨氣也常與之並存。劉文典不僅對沈從文,就是對蔣介石也不買賬。他在安徽大學做校長時,曾為學生運動的事頂撞蔣介石,不稱什麼“蔣主席”,當麵叫他“新軍閥”。盛怒之下,蔣介石在竟動了粗,當眾給劉文典兩個嘴巴。
士可殺而不可辱,劉文典飛起一腳,踢在蔣介石的肚子上,直疼得蔣介石捂著肚子,臉上直流汗。
這事曾轟動一時,風靡學界,敢打委員長的劉文典甚至一度被視為敢做敢為的民族英雄,聲震儒林。好在殺了很多人的蔣介石對他還有些胸襟,隻下令關押他七天,令他:“必須滾出安徽!”
一腳丟了校長一職的劉文典跑到北京來做教授,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沒有來得及與清華、北大等校撤離南下,滯留在北平期間,有日本侵略者多次派人請他出來教學並在日偽政府做官,劉文典每次都斷然拒絕,直到第二年才逃離北平,輾轉到達昆明,在西南聯大學教書。
劉文典確實為中國保存國粹做了自已的貢獻,隻是他一直不敢正視,沒有學曆的沈從文對中國文化的貢獻絕對要比他多出很多很多。
這位當時已非常著名的文學家,盡管在他、和一些與他差不多人的眼裏沒一絲地位,卻並不去理會這些人,隻是憑了一顆永遠炙熱扶掖後進的心,做自已熱愛的事情。
對於這麼一個偏遠小鎮來的、又沒有學曆的漂泊者,在人傑薈萃的西南聯大,除了劉文典,還有一些看不起沈從文的人。其中,查良錚的觀點就代表了這些人的看法。
查良錚18歲考入清華大學外文係,1940年23歲時西南聯大畢業後留校任教。作為著名愛國主義詩人,查良錚有現代詩歌第一人之稱。隻要提起他的名字,人們就會情不自禁地誦讀他的一首首情感四溢的詩句。
如果你是醒了,
推開窗子
看這滿園的欲望多麼美麗;
嗬,光,影,聲,色,
都已經赤裸
痛苦著,
等待伸入新的組合。
能寫出這麼美詞句的查良錚,看不起沈從文,許多學者感到意外,其實還是生活經曆和性格的原因。
當時社會上抵製日貨,查良錚就不讓母親買從日本進口的海帶、海蜇皮,母親偶爾買來,他不僅一口不吃,還當著母親的麵給倒掉,弄得大家庭中的伯父們都說他是赤色分子,遇事讓他三分。1942年2月,已經在西南聯大做助教的查良錚果斷脫下長衫,穿上軍裝,投筆從戎,參加中國入緬遠征軍,經曆了震驚中外的野人山戰役,在遮天蔽日的熱帶雨林穿山越嶺,扶病前行,踏著堆堆白骨僥幸逃出野人山。查良錚的性格,由此可見一斑。
由於政治的關係,去過國民黨部隊的查良錚解放後很少寫詩,甚至也不敢自稱詩人,但到1958年時還是被劃為“曆史反革命”,從北大教授位上調圖書館和洗澡堂,受管製、批判、勞改十多年,到1977年2月,因心肌梗塞慘然離世。
盡管查良錚看不起沈從文,他仍然是40年代末期沈從文最為看重的兩個作家之一:“除去一個寫小說的汪曾祺,就是一個寫詩的查良錚。”直到查良錚死後,沈從文在給一些與查良錚有交往人的信中還萬分惋惜他的死,說他“寫詩極佳。”
沈從文十分清楚自已生命的能量與價值,對所有的輕蔑與不屑都不願花精力去理會,隻認認真真地教書寫作。當時沈從文在西南聯大開設了三門課程: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他此時講課己很受學生們的歡迎,選讀他“各體文習作”的同學,常常會多到有不少同學隻能坐在門窗外聽。
沈從文鼓勵學生創作的方法很實在,他經常把學生寫得較好的習作,自做主張地寄到一些相熟的報刊上去發表。很多年來,都一直這麼做,除了替學生跑腿,每次還得自己掏腰包貼郵票。當時物質匱乏,為節省郵資,沈從文常把學生寫好的原稿的空白紙邊裁去,隻剩下寫有文字的紙芯郵寄,這樣來節省一兩個銅錢。
後來的曆史已然證明:楊振聲的引薦沈從文進聯大,實屬慧眼識珠。幾十年後,楊振聲的兒子楊起在《淡泊名利功成身退——楊振聲先生在昆明》一文中說:
沈從文入西南聯大任教有較大阻力,當時的校委會和中文係似乎並不認可這位作家來當教授。“但是現在回眸看,確實是一步好棋。楊先生為中文係學生物色了一位好的指導習作的老師,使學生們很是受益。”
西南聯大名流薈萃,開設的都是學術性的課,新文學的影響力還達不到大學課堂,是因為沈從文的加盟,這所中國一流的大學才更俱新文學的氣。
三八、參與創辦《戰國策》
“本刊第四期有一篇文章,題名《論英雄崇拜》,陳銓先生寫的。本意給國人打氣,對‘英雄’有所讚美,用意自然很好。對於‘英雄’含義,文章中雖曾說過是各式各樣的領袖,惟內容所指的還是代表武力與武器的使用者,對麵自然就是代表讀書人的‘士大夫’,於是很感慨的說,中國讀書人太不崇拜英雄。既提起讀書人,要找出一個原因,所以又說,這是由於‘五四’的結果!為什麼?為的是五四提倡‘民治主義’與‘科學精神’,養成了士大夫的壞脾氣,腐化而且墮落。”
沈從文剛寫完這第一段,就聽到那熟悉的腳步聲,他停下筆,扭頭對著門外,等張兆和進屋。
“又在與人爭論?”張兆和將一杯茶水放在書桌邊,輕輕地問。
“陳銓的《論英雄崇拜》中有這麼個意思:‘近代教育教壞了這些讀書人,反不如過去受了點通俗小說教育的武裝同誌表現得動人。我們要崇拜英雄,不然就是個卑鄙小人。有對這種崇拜加以嘲笑的,也是卑鄙之徒。英雄究竟是怎麼回事?康德說,英雄有壯美感,使人生神秘敬懼之忱,無條件拜倒;他要你死,你必樂於死去無疑。’我認為不怎麼妥,想說說自己的看法。”
“什麼看法?”
“真英雄換言之就是‘真的領袖’,並不是‘萬能法師’。我們生於二十世紀,對待這麼一個英雄,自然也隻是大事信托,由信托而生敬重,不必迷信崇拜,尊之若神。正因為明白英雄隻是一個‘人’,與我們相差處並非‘頭腦萬能’,不過‘有權據勢’。維持他的權柄,發展他的偉大,並不靠群眾單純的崇拜,靠的倒是中層分子各方麵的熱誠合作!二十世紀兩個近代化的國家領袖,羅斯福和斯大林,所謂作領袖的意義,便是如此。個人權力盡管其大無比,事實上各事有人負責,個人不過居於提綱挈領的地位,總其大成而已。讀書人對於他崇拜不崇拜,是無所謂的。”
沈從文從桌子上拿過茶杯,卻並不喝,而是雙手捧在手上,接著說:
“陳銓提及英雄崇拜時,引用百十年前叔本華、尼采一類人對於這個名詞所作的抒情說明,與時代實不大相合。這些人的英雄觀多屬‘超人’,配上拿破侖的性格風度倒剛好合式。這種英雄於戰爭中必騎一匹高大雄駿的白馬,在山頭大纛下據鞍顧盼,群眾則野戰格鬥,破陣陷敵,有進無退。可惜時代已過去了。慕索裏尼和希特拉兩位要人,在群眾大會拍攝新聞電影片時,雖尚傾心這種古典英雄風度,裝作雄雞姿勢,已不免令人發笑。若在法比戰場上最前線,我敢同任何人打賭,這兩位偉人就決不會比一個二等兵樂意把頭多昂起一英寸!這就叫作時代不合,偉大意義也不會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