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在晚會上要講的題目是，“從五四以來小說的發展及其與社會的關係”。家裏有倆小孩要鬧一鬧，九妹有時也會弄出些莫明其妙的舉動來，為弄好這個講演，他今天特來這裏準備。
這間聯大教職員宿舍的屋子，對沈從文來說與其稱臥室，還不如稱作會客廳和圖書室更準確。屋裏除了一張小床和一張書桌幾張椅子，剩下的就是堆滿了書的架子。往日裏他隻要一進到宿舍裏，從早到晚一般都有客人。他們多半是同事和學生，來這裏大都是借書、求字或者看他收到的寶貝，與他聊天。
“沈先生有很多書，但他不是‘藏書家’，他的書，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給人看的，聯大文學院的同學，多數手裏都有一兩本沈先生的書，扉頁上用淡墨簽上‘上官碧’的名字。誰借的什麼書，什麼時候借的，沈先生是從來不記得的。直到聯大‘複員’，有些同學的行裝裏還帶著沈先生的書，這些書也就隨之而漂流到四麵八方了。沈先生書多，而且很雜，除了一般的四部書、中國現代文學、外國文學的譯本，社會學、人類學、黑格爾的《小邏輯》、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飾錄》、《糖霜譜》……兼收並蓄，五花八門。這些書，沈先生大都認真讀過。”
關於沈從文在這間屋裏的種種，他的學生汪曾祺生前曾這麼敘說，同時還講了沈從文的興趣愛好等方麵的一些事情：
“沈先生的娛樂，除了看看電影，就是寫字。他寫章草，筆稍偃側，起筆不用隸法，收筆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歡寫窄長的直幅，紙長四尺，闊隻三寸。他寫字不擇紙筆，常用糊窗的高麗紙。他說：‘我的字值三分錢！’從前要求他寫字的，他幾乎有求必應。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變得很珍貴了。他有一陣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馬漆盒。這種黑紅兩色刮花的圓形緬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進城就到處逛地攤，選買這種漆盒。他屋裏裝甜食點心、裝文具郵票的，都是這種盒子。有一次買得一個直徑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撫摩，說：‘這可以作一期《紅黑》雜誌的封麵！’他買到的緬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數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從哪裏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挑花布，擺得一屋子，這間宿舍成了一個展覽室。來看的人很多，沈先生於是很快樂。這些挑花圖案天真稚氣而秀雅生動，確實很美。”
今天因為要準備好明天的演講，沈從文進屋時顯得很小心，還小孩似地四處看了看，這才迅速進了屋把門關好，然後一麵插上木栓一麵輕聲說：“真對不起，我今天確實有事要忙！”
演講的內容都是平日裏在心裏反複思考過的，散見在近年來寫的一些論文中，為了演講時能更生動更有趣些，沈從文決定找幾個好的例子來說明。他埋頭於一堆資料中尋找，卻突然發現了1942年4月26日巴金寫給他的那封信，忍不住從頭到尾又看了一遍：
“希望你能把生活安排好，多寫幾個長篇出來，我不相信一提筆就會叫人想瘋，寫小說是個再平常沒有的事，應使自己的心和萬人的心接觸，把自己從這世界中感受到的一點溫暖，見到的一點光明分給那些需要它們的人，我們縱使不能點一盞燈給那些迷路人指點前途，卻不妨在山道上放一缸水，一把瓢，讓那班口渴的行路人歇歇腳，飲口涼水，再往前走。文學是團結人群的，是一件使人頭腦清醒的工作，而且是需要著理性和智慧來完成的。你極聰明，又明白，而且有大的才能，因此你是極適宜於做這種工作的。那麼你為什麼長久擱筆？希望你仔細想想。”
因為《長河》在出版中遇到了很多困難，沈從文無奈地擱筆了一段時間，巴金不知道好友為什麼擱筆，非常著急，這才給沈從文寫了這封信。
“真是個赤誠之人，見好友在文學方麵的一點點‘停頓’，便如此不容分說地催我動筆，這才是真朋友啊！”沈從文讀完信，心裏非常感動，喃喃自語：“寫，我一定要寫。”
遇事巴金能坦誠相告，沈從文亦然。在關於周作人、朱光潛的問題上，沈從文曾同樣坦誠地勸告巴金：不要“那麼愛理會小處”、“莫把感情火氣過分糟蹋到這上麵”，“米米大的小事也使你動火……我覺得你感情的浪費真極可惜。”沈從文告誡巴金：你要明白，重要的是“在一堆沉默的日子裏討生活”。
能如此相互勸告、指責、提醒，彼此的深情、重視、信任可見一斑，要說世上還有友誼，這無疑便是至高無尚的。
兩個鍾頭很快過去了，沈從文把寫得工工整整的演講稿整了整，愉快地說：“看來我是不用帶這些稿子去了，為了以防萬一，我還是再弄個‘提綱’帶去。”
沈從文剛把“提綱”弄好，便聽到有極輕的敲門聲，而且就兩下。他知道是汪曾祺，微笑著、非常高興地去把門打開。
汪曾祺雖隻能從西南聯大肄業，沈從文在替他惋惜的同時，仍堅信他是個難得的人材，如能留在聯大教書，定是個很棒的老師。1943年這年，沈從文雖然剛由副教授晉升為教授，但在大教授林立的西南聯大畢竟還屬資曆尚淺，他想幫汪曾祺，便去找到朱自清，請他出麵留汪曾棋在聯大執教。朱自清一口拒絕說：
“汪曾棋連我的課都不上，我怎麼能要他當助教呢？”
“汪曾棋的文章寫得比我的要好，教書也一定比我好。”沈從文說的是心裏話，他曾給過汪曾祺習作一百二十分。
隻可惜朱自清不是這樣認為，沈從文隻好四處活動，最後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國建設中學幫汪曾祺找到一個教職。
“這樣你可以有機會近距離地觀察社會與人生，對你的寫作，一定會更好。”沈從文像父親一樣鼓勵汪曾祺說。
那天，汪曾祺正患牙痛，沈從文看見他的腮幫子腫起老高，先是默默地走出門去，買了幾個橘子回來，看著他吃下兩個，又將剩餘的塞到他懷中，然後叮嚀說：“帶回一天吃兩個，可以清火。”？完了才告訴汪曾祺可以到中學教書的事。
在聯大的最後兩年，汪曾祺與沈從文的交往日密、情感益深，比一般的父子更有感情，無論是生活、學習還是寫作中的事，汪曾祺總是去找沈從文。有一次他拿了篇文章去找沈從文，說：
“我剛寫了篇小說，自已對其中的對話進行了細致的雕琢，以為很富有詩意與哲理，可又有些兒懷疑，來請你指教。”
沈從文接過文稿，認真地看一遍，再把那些“富有詩意與哲理”的對話又看一遍，很溫和地說：“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
沈從文擅寫以湘西憶舊為題材的田園牧歌式小說與散文，文筆自然、優美。在聯大的幾年，隨著時世的磨礪，對人生思索的加深，他作品中的哲理化成份逐漸濃重。在《燭虛》等作品中，灌注了自已對宇宙、生命的冥想，有一種超離現實卻又不失人生價值追求的韻致。可是，在教授學生寫作時，他怕自己的悲觀焦慮的情緒過多地影響到年輕人，他主張學生習作語言要素樸平實，不要為了追求“哲思”、“深刻”而喪失了青年人的本真。
沈從文看似極簡單的一句話，傾注了自已的一番苦心、濃縮了自已二十年的創作體會，汪曾祺聽了心中一亮，他已然明白，什麼是寫作的精髓。從這以後，他沿著這種平易衝淡的寫作路子，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學品格。
男人之間的友誼是彼此的欣賞理解後的沒有絲兒功利的成全，常常會比愛情更高貴更讓人動心。汪曾祺沒有辜負沈從文的成全，當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被稱為具有自然和諧的人生理想、獨特的美學追求和藝術風格。
這一次汪曾祺來找沈從文，是因為剛發工資，想請老師去小館子搓一頓。明白汪曾祺的來意，沈從文搖搖頭說：“不可以這樣，還是老規矩，我請你到南街吃一碗米線。”
“我己經拿工資了，你就讓我請你一回。”
見汪曾祺一幅委屈的樣，沈從文隻好答應了。這一頓，在汪曾祺地一再堅持下，炒了一個肉絲青椒、一個甜菜外加一個粉絲湯。
汪曾祺1920年出生江蘇高郵一個士紳世家，祖父是清末拔貢，開過藥店，作過眼科大夫。父親汪菊生是一位熟讀經史子集的儒生，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花鳥魚蟲無所不愛。汪曾祺在氣質、修養和情趣上較多地繼承了他父親的基因，從小受到正規的傳統教育和父親的寵愛，又聰穎過人，不僅有一個與沈從文一樣無憂無慮的小學時代，在家鄉讀完小說和初中後，他考入江陰縣南普中學讀高中，1939年19歲時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入（昆明）西南聯大中文係，從此結識了一世情緣的沈從文。
聽說沈從文當晚有演講，汪曾祺不想放過，就跟沈從文一道去了南區10號教室，原定就是在這裏舉辦以“五四與新文藝運動”為中心的文藝晚會。快到地時有人相告，由於參加者多，會場容納不下，臨時改換了地點。當他倆急忙趕到新地點時，卻見三青團分子在搗亂，甚至連會場的電線也給割斷了，結果晚會無法進行。
直到5月8日，經過又一次更為縝密地安排，西南聯大紀念五四文藝晚會，才得以在新校舍圖書館前草坪重開。晚會由羅常培、聞一多共同主持，演講人除原定的教師外，又增請聞家駟、孫毓棠兩人，大家分別就新文學運動中各種文學體裁的收獲以及新文學與西洋文學、與文學遺產的關係等問題展開發言，校內外聽眾近三千人。
沈從文一改往常輕言細語講課習慣，盡可能大聲地作了“從五四以來小說的發展及其與社會的關係”的演講，第二天趕回家時，卻見到張兆和一張哭喪的臉。原來是九妹又在瞎鬧了，她把家裏僅剩的一點點米也要拿去送人。
“我倒沒什麼，隻是龍朱和虎雛怎麼辦？”
“都送人了？”
“我悄悄留下一半，可她總會發現，又拿去送人。”
“這事我來說，我這就去找她。”
沈從文說著趕緊去敲九妹的房門，他輕輕地敲了兩下，再敲兩下，又把耳朵貼著門聽了聽，回來對張兆和說：“她睡熟了，明早我再去跟她好好地說一說。”
第二天一大早，沈從文醒來就去找九妹，可九妹比他起得更早，已出門去了。在以後的時間裏，差不多都是這樣，沈從文整日裏忙碌著：
除了備課講課，還要去參加諸如朱自清組織的“十一學會”的聚會，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昆明分會的會議等等這些活動；而更多的時間，要花在一些替朋友和自已解決生活困難的事情上。
當時，沈從文、楊振聲等12名聯大教授為了解決生活困難，就共同擬定了《詩文書雋聯合潤例》，然後出售聯大教師的書法作品，以換些生活必須品。因沈從文的人脈很不錯，且深受一些當地士紳的愛戴，在出售書法作品一事上，他做得最多。遇上某位教授家有了難處，楊振聲、朱自清都會來找沈從文，讓他找某個士紳售出些書法作品。
沈從文是忙碌的，他有太多事要去做，1944年9月16日這天，沈從文從報紙上讀到一則消息，七年不見的胡適，離開了駐美大使的職務，有人感到十分惋惜，認為是中美外交的一大損失。沈從文一時想說的很多，馬上給胡適寫信，說出自已的心裏話和對自由主義作家、自己的生活的看法、感慨：
“但想想國內政治上種種，官吏尚總永遠從外戚與閹寺身分上活動，且有變本加厲趨勢，先生離開了外交職務，真正為中美友誼可盡的力，為人類可作的事，也許更多！今年這裏‘五四’，學校開了個文學會作紀念，有兩千人到場。談及白話文問題時，大家都覺得當前文學運動與政治上官僚合流的趨勢，以及凡事八股趨勢時，已到文學運動末路，更加感到當年三五書呆子勇敢天真的企圖，可敬可貴。算算時間，廿年中死的死去，變的變質，能守住本來立場的，老將中竟隻剩先生一人，還近於半放逐流落國外，真不免使人感慨！”
“自由主義作家，已到無單獨刊物可供發表情形，又因作家與商業關係不正常，不容易靠版稅生活，因此多擱筆。”
“我們在這裏過的日子是挖土種菜，磨刀生火，生活雖瑣碎，並不痛苦，但想起與生活離得相當遠的國家社會種種，卻不免難過！”
給胡適去信後一月，10月18日，沈從文又在1930年2月光華書局出版的《一個天才的通信》單行本扉頁上寫了一個題識，裏麵有這麼幾段話：
“卅三年十月十八日，從子仁兄處取回這本書。重看一遍，將生命帶回到過去裏。這是民十七、十八年間的生活。死的死去了十年，瘋的過了一年又轉好了。這就是生命。”
“書上所提及的一個客人是張采真，廿年在武漢江海關前光光的石坪上殺頭。一個借錢一元七毛的胡姓友人，廿年在上海槍斃，即胡也頻。代為介紹這個小書出版的徐誌摩，也死去了十三年。因這個文件，使我有機會到中國公學教書的胡適之，如今正若在半放逐中不能歸國。這就是時間。”
“以黨治國的黨，正在民怨沸騰中不知何以為計。戰爭已到七年，有轉及西南趨勢，市麵上反應此種惶恐，為信仰轉到作家方麵，一為貧病作家募捐，即到二百萬。然而這有什麼結果？為三流政客上台造機會而已。這就是時代。”
沈從文雖然不時替家中有難處的同事們奔波忙碌，自己家因九妹離職且常幹出些離奇事更是難處多多。這時他早從呈貢龍街的楊家大院搬到了跑馬山的桃源新村，到1944這年秋天，桃源新村村長、地方紳士李沛階來見沈從文。
“有個事，我想找你幫幫忙。我那個酒廠，目前生意挺火紅，我想讓你做個掛名股東。”
“掛名股東？就是不用投錢，也不用做事，吃幹股？”
“就這樣。”李沛階連連點頭。
沈從文微笑著搖了搖頭。
“你知道每月的幹股能有多少嗎？”
“我不知道，隻知道不管有多少我都不能接受。”
“一月能有480元。”李沛階終於忍不住說出這個數，因為他知道，己經做了正教授的沈從文，每月也就440元薪金，扣除所得稅11、5元，印花稅2元，實領隻有426、5元。他之所以這麼做，雖想借沈從文的人脈多做些大學的酒生意，更多還是敬慕沈從文，想使他家清苦的生活得到一些改善。
沈從文平靜地望著李沛階，望了好一會，輕輕卻很堅決地說：“這事我感激你，但不能接受，我是一個老師，不能又去經商。”
元旦剛過，還有十幾天就到春節了，家裏什麼東西也沒有準備。“有錢天天年，無錢年年空。”沈從文對張兆和說，一頭埋在書桌上校改那部文聚出版處答應馬上出版的土紙本《長河》。這天是1945年1月4日，沈從文在《長河》正文後寫道：
“十月十五校畢，去《邊城》完成剛滿十年。時陽光滿室……重讀本文序言，‘驟然而來的風雨，說不定會把許多人高尚的理想，卷掃摧殘，弄得無蹤無跡。然而一個人對於人類前途的熱忱，和工作的虔敬態度，是應當永遠存在，且必然能給後來者極大鼓勵的！’這熱忱與虔敬態度，惟一希望除了我用這支筆來寫它，誰相信，誰明白？然而我這支筆到當前環境中，能寫些什麼？縱寫出來又有什麼意義？逝者如斯，人生可憫。”
1945年3月，在歎息和心痛中，沈從文讓大哥和六弟請來的同鄉嚴超將九妹接回老家，兄妹十五年共處到此結束，沈從文一個人跑到荒郊野外長聲痛苦。他的天大悲哀，讓天地也為之動容。
三弟沈荃看到從昆明歸來的九妹，確己瘋瘋顛顛時，這位曾在嘉善戰場上殺得日寇驚恐萬分的軍官，甚至失控到欲拔出手槍，要去昆明與沈從文拚命。
“從老家出發時，九妹可是活潑如林中小鹿的啊！”威震戰場的軍官淚流滿麵，嘶聲指責他的二哥。
沈從文是無辜的，他對九妹隻有愛，隻希望她比家鄉的女人都生活得更幸福。可是，愛也常會弄出悲劇來。
可憐的九妹，無辜的沈從文與他的兄弟，他們誰也沒料到，更大的悲劇還在後麵。
被接回家的九妹，不久便從大哥的“雲廬”逃出來，當哥哥們找到她時，她已經成了一個當地農民的妻子。她的夫君雖然粗俗得讓深愛她的哥哥們大為驚駭，卻隻能認了命盡可能給她一些其他幫助。
九妹雖然終是沒能有大都市仕女的生活，在哥哥們的幫助和遺憾中她倒也安靜地生活了十多年，盡管每一次“運動”都會給他們沈家帶來一些不幸甚至是大災難，都會讓深愛著她的哥哥們減少一份幫助他的能力，可她已是一個農民的妻子，而且雖然美麗卻內心糊塗，對於不幸和災難，還是都能抱以平和的笑。
可終於還是讓她遇到了連瘋子也不能笑的歲月——“文革”來了，她與粗俗的丈夫連同兩個可愛的孩子，都為能活下去上了一隻破船，在沅水上漂來漂去希望能不至於過早地離開人世，結果九妹卻還是死於饑寒。
“文革”沒有殺死九妹，其實九妹還是被“文革”殺死的，就像當時千千萬萬、無辜中國的普通老百姓一樣，他們中甚至有一些還打殺了什麼“走資派”、“地富反壞右”等，最終自己也被“文革”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