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妹生命的火焰曾把沈從文的小說照亮，當這火焰熄滅時，她似乎隻能與《長河》的命運一樣，隻有死去。
這，或許就是命運的離奇之處？然而，事實上所有人的命運，其實又都是現實的折射，無論是悲涼還是欣喜。
四二、雙喜臨門
送九妹歸故鄉後，沈從文心痛了好些天還回不過神來，年初剛應邀主編昆明《觀察報》副刊《新希望》，手上的事情一堆堆的卻沒法進入角色。張兆和見他這樣，就勸他幹脆休息幾天到城裏圖書館去逛逛。還沒成行，1945年3月12日，聞一多跑了二十公裏地，來到昆明郊區的呈貢沈家。
原來，昆明文化界要聯名發表《關於挽救當前危局的主張》，要求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聞一多是特來找沈從文簽字的。明白了是怎麼回事，沈從文立即在上麵簽了名。聞一多大老遠地趕來，沈從文熱情地留他一起吃飯，飯桌上倆人談時局，聊聯合政府，談教學與創作。待送走聞一多，沈從文的思緒完全恢複到眼前的工作上。
“這些天我拉下太多的事，得趕緊給補上。”沈從文對張兆和說。
忙碌中，日子過得真快，轉眼便到了8月15日。這是一個讓所有的中國人都長舒了一口氣的大好日子，日本的天皇裕仁，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
這天從早上四點開始，沈從文便伏在書桌上迷神地寫作《湘人對於新文學運動的貢獻》一文：
“‘五四’運動發生後，湖南人的反應，表現於抗日愛國行為，激烈程度於全國中首屈一指。雖然這種極端性近於三楚青年的本性，然亦有擴大此動力原因與背景。重要的是長沙幾個中學校的主持人，自由開明思想的浸潤和辦學嚴肅認真的態度，影響極大。易寅村、黎錦熙先生主持省一師範，目下在延安掌握一切的毛澤東先生，就是當時一師優秀學生之一。”
文章除了肯定田漢等一大批湘籍作家的成就外，對湖南教育界造就出毛澤東等眾多人才，也給予很高的評價。到6點鍾時，他被桃園的鄉民們使足了勁敲響的搪瓷盆子震醒，嘶啞的瓷盆聲響震動沈從文的心靈，他驚訝地抬起頭來看看，最後還是忍住心裏湧出的好奇，揮筆迅速地在稿子上寫完了文章的最後一句話：
“據個人書生之見，打敗仗要翻身，打勝仗想建國，都得各方麵有心人知所以把團結放在第一位，才有希望，而不至於使千萬人民的鮮血白流，一麵使得下一代人感到在血泊中舉足的困難！”
他放下手中的筆，站起來走出書房。天色己經大亮，初升的太陽把金光灑滿了大院，他似乎又聽到一種很長的聲音，正要走出院子去聽個明白時，張兆和拎一把菜推門進來，滿臉都是說不出的喜悅。沈從文睜大眼睛，一眨不眨地望著她。
“日本鬼子，投降了！”
張兆和的聲音剛剛落下，外麵又傳來了加拿大老人彼得越來越清晰的呼喊：“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
彼得正滿村子地奔跑，把喜悅傳遞給飽受戰爭災難的鄉民。沈從文與張兆和靜靜地傾聽著，臉上流露出抑製不住的興奮。
“好，終於等到了這一天。”沈從文說著，忍不住流下淚水。
張兆和放下手裏的菜，掏出手帕去替他擦。沈從文握住張兆和的手，握得緊緊地放在自已跳動不己的胸前。
“終於等到了這一天，終於等到了這一天！”沈從文輕輕地重複著，滿目憧憬地望著張兆和。
幾天後，張兆和拿來張報紙，也不管沈從文在忙，把它放在書桌上，萬分喜悅地說：“你快看！”
“1945年9月9日，日軍將在南京舉行受降儀式……”沈從文念著，快樂地抬起頭來：“這麼巧！”
沈從文12年前的1933年9月9日與張兆和結婚，這天正是他倆的結婚紀念日，沒想到日軍也在這天舉行受降儀式，天大的兩件喜事，喜上加喜，碰巧印證中國傳統的雙喜這個字，把沈從文高興地幾天都為這雙喜臨門樂悠悠的。
然而，當他回想那些逃難的日子，想著自己與教授們逃離北京的情景，想到在天津、煙台、濟南、武漢、常德、昆明，見到那些在逃難的路上，饑寒交迫、生離死別的人們，想到日機的轟炸、百姓的慘死、九妹的發瘋，更想到這些年來愛妻張兆和所經受的艱辛苦難，止不住的淚水，又奔騰地流了出來。
百感交集的沈從文，決定邀幾個在昆明的朋友，在沈家雙喜臨門的9月9日，來鄉下聚一聚，一則慶賀抗日戰爭的勝利結束，一則酬答夫人十餘來年操持家務的勞累。
在這個好日子來臨的前一天，沈從文浮想聯翩，終於坐在桌前，開始寫一篇的小說。當他在稿紙上工工整整地寫下了標題“主婦”兩個字後，自言自語地說：“我要把它作為送給三三的禮物。”
九年前，1936年時，在他與張兆和結婚三周年紀念日時，沈從文也寫下一篇同樣題目的小說。
“今天八月初五。三年前同樣一個日子裏，她和一個生活全不相同性格也似乎有點古怪的男子結了婚。為安排那個家，兩人坐車從東城跑到西城，從天橋跑到後門，選擇新家裏一切應用東西，從臥房床鋪到廚房碗櫃，一切都在笑著、吵著、商量埋怨著，把它弄到屋裏。從上海來的姐姐，從更遠南方來的表親，以及兩個在學校裏念書的小妹妹，和三五朋友，全都象是在身上釘了一根看不見的發條，忙得輪子似的團團轉。”
這哪裏是什麼小說，分明就是自傳。其實，在世上所有的文學作品中，又找得出哪一部沒有作者的影子，隻不過多少而已。
“紗窗，紅燈籠，賞下人用的紅紙包封，收禮物用的灑金箋謝帖，全部齊備後，好日子終於到了……一年前還老打量穿件灰色學生製服，扮個男子過北平去讀書，好個浪漫的想象！誰知道今天到這裏卻準備扮新娘子，心甘情願給一個男子作小主婦！”
“當她把那件淺紅綢子長袍著好，輕輕的開了那扇小門走出去時，新郎正在窗前安放一個花瓶。一回頭見到了她，笑咪咪的上下望著。‘多美麗的寶貝！簡直是……’”
一場熱鬧過後，日子過去了。“接續來到兩人生活裏的，自然不外乎歡喜同負氣，風和雨，小小的傷風感冒，短期的離別，米和煤價的記錄，搬家，換廚子，請客或赴宴，紅白喜事慶吊送禮。本身呢，懷了孕又生產，為小孩子一再進出醫院，從北方過南方，從南方又過北方。一堆日子一堆人事倏然而來且悠然而逝。過了三年寄住在外祖母身邊的小孩子，不知不覺間已將近滿足兩周歲。”
“她愛她的孩子，為孩子笑哭迷住了。因為孩子，她忘了昨天，也不甚思索明天。母性情緒的擴張，使她顯得更實際了一點。”
“她問他，為什麼許多很好看的女人他不麻煩，卻老纏住她。她又並不是什麼美人。事實上她很平凡，老實而不調皮。說真話，不用阿諛，好好的把道理告給她。”
“美是不固定無界限的名詞，凡事凡物對一個人能夠激起情緒引起驚訝感到舒服就是美。她由於聰明和謹慎，顯得多情而貞潔，容易使人關心或傾心。他覺得她溫和的眼光能馴服他的野心，澄清他的雜念。他認識了很多女子，征服他，統一他，唯她有這種魔力或能力。她覺得這解釋有意思。不十分誠實，然而美麗，近於阿諛，至少與一般阿諛不同。”
然而這是結婚前的事情，結婚後，“她發現了他對她那點“驚訝”，好象被日常生活在腐蝕，越來越少，而另外一種因過去生活已成習慣的任性處，粗疏處，卻日益顯明。”她於是“也照例如一般女子，以為結婚是一種錯誤，一種自己應負一小半責任的錯誤。她愛他又稍稍恨他。他看出兩人之間有一種變遷，他冷了點。”
遇到了這樣的情，沈從文接下來談自已的看法：
“這變遷自然是不可免的。她需要對於這個有更多的了解，更深的認識。明白‘驚訝’的消失，事極自然，驚訝的重造，如果她善於調整或控製，也未嚐不可能。由於年齡或性分的限製，這事她作不到。既昧於兩性間在情緒上自然的變遷，當然就在歡樂生活裏攙入一點眼淚，因此每月隨同周期而來短期的悒鬱，無聊，以及小小負氣，幾乎成為固定的一分……她常擔心他的行為有一時會溢出她容忍的限度。”
“他呢，是一個血液裏鐵質成分太多，精神裏幻想成分太多，生活裏任性習慣太多的男子。是個用社會作學校，用社會作家庭的男子。也機智，也天真。為人熱情而不溫柔，好事功，卻缺少耐性。雖長於觀察人事，然拙於適應人事。愛她，可不善於媚悅她。忠於感覺而忽略責任。特別容易損害她處，是那個熱愛人生富於幻想忽略實際的性格，那分性格在他個人事業上能夠略有成就，在家庭方麵就形成一個不可救藥的弱點。他早看出自己那毛病，在預備結婚時，為了適應另外一人的情感起見，必需改造自己。改造自己最具體方法，是擱下個人主要工作，轉移嗜好，製止個人幻想的發展。”
這是件說來容易做到難的事，沈從文做不到，為自已辯護：
“他明白玩物喪誌，卻想望收集點小東小西，因此增加一點家庭幸福。婚後他對於她認識得更多了一點，明白她對他的希望是‘長處保留，弱點去掉’。她的年齡，還不到了解‘一個人的性格在某一方麵是長處，於另一方麵恰好就是短處’。他希望她對他多有一分了解，與她那容忍美德更需要。到後他明白這不可能。他想：人事常常得此則失彼，有所成必有所毀，服從命定未必是幸福，但也未必是不幸。如今既不能超凡入聖，成一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就得克製自己，尊重一個事實。既無意高飛，就必需剪除翅翼。三年來他精神方麵顯得有點懶惰，有點自棄，有點衰老，有點俗氣，然而也就因此，在家庭生活中顯得多有一點幸福。”
“女子是一個詩人想象的上帝”。婚前的張兆和，是夢中的，需要沈從文做著美夢飛去才可以抵達；婚後的張兆和，是現實的，就一實實在在凡塵中掌管柴米油鹽的主婦。
早年頑劣高傲好扮男裝的張兆和，自從跟隨了沈從文，越發地樸素而家常起來，她曾寫信給沈從文：“不許你逼我穿高跟鞋燙頭發了，不許你因怕我把一雙手弄粗糙為理由而不叫我洗東西做事了，吃的東西無所謂好壞，穿的用的無所謂講究不講究，能夠活下去已是造化。”
兒子沈虎雛後來評說自已的父母：當父親一味沉醉在創作中連生活都不能自理時，“家務全靠媽媽打理”。
從當初被愛的榮耀到進入妻子角色後，張兆和也步入了每個女人那樣的嫁夫隨夫的宿命。作為一輩子天真而慣於做夢追求完美的沈從文，明顯產生一種落差，發現女神的光環褪去了之後，先前因距離產生的“驚訝”和“美”也逐漸消失。
天才的作家沈從文，一生都在用美來簇擁理想，他不能離開審美，而婚姻的種種現實，卻往往是與審美相悖。
“在這時候，情感抬了頭，一群‘偶然’聽其自由侵入我生命中。”
那是1936年初，沈從文帶了些禮物去給熊希齡家的女主人，因為女主人不在，前來迎接他的，是一位叫高青子的家庭教師，一個叫高青子是個文學女青年。她是沈從文小說的忠實讀者，熟諳他的每部作品及作品裏的人物，初次見麵，就很敬佩地談沈從文作品裏的故事，談青島的海與櫻花，這使沈從文對她印象極好。
張兆和晚年回憶：高青子長得很美，一張白白的小臉，一堆黑而光柔的頭發，一點陌生羞怯的笑，給人一個幽雅而脆弱的印象。
就這麼個女子，在與沈從文告別時，發簪不知怎麼突然落到地上，她躬身下去尋找發簪那個優美的身姿，刹那間讓沈從文“仿佛看到一條素色的虹霓”。
一個月後，他們不巧又遇上了，高青子焉然一笑說：自己一個鍾頭以前還正看著沈從文剛出版的《八駿圖》，且正為這個故事難過。“譬如說，一個人剛好訂婚，又湊巧……”說話時眼中的笑意沒了，帶上一點羞怯，一點不便啟齒的問詢。
沈從文心裏一動，突然又發覺高青子今天穿的是一件綠底小黃花綢子夾衫，衣角袖口緣了一點紫，這正是沈從文小說《第四》中那個與“我”車站邂逅並相愛女子的衣著打扮。
眼前“優美的在淺紫色綢衣包裹下麵畫出的苗條柔軟的曲線”，高青子以沈從文筆中人的衣著形象走進了沈的內心，那“一條素色的虹霓”就這麼掛在了他情感的天空。當這點秘密被發現時，高青子有輕微的不安，而沈從文的心則跳得頗有些不正常了。
與高青子這次邂逅以後，沈從文開始審視自己的婚姻。
“一種幸福的婚姻，或幸福婚姻的幻影……你以為你很幸福，為的是尊重過去，當前是照你過去理性或計劃安排成功的，但你何嚐真正能夠在自足中得到幸福？”
1936年春節剛過，沈從文將自己對高青子的感情坦誠地告訴妻子張兆和。
震驚、不解、委屈的張兆和，一氣之下回了蘇州娘家。沈從文於是又像以往的離別那樣，不斷地給愛妻寫去一封封長信，可是，信中坦言的他對高青子的愛慕和關心，卻更加地引起了張兆和的嫉恨。
萬般無助、無奈，又得不到理解的沈從文，隻好跑去向林徽因訴苦：“我雖然對另外一個女子有那樣的感情，可這與對妻子的愛並沒什麼衝突，我現在還是如從前那樣愛她，隻不過我在愛慕和關心某個女性時，也這樣做了。我認為一個男人，應該可以愛這麼多的人和事。”
林徽因耐心地聽沈從文訴苦、耐心地聽他為自已辯說，然後以自己的經曆開導他，並告訴他自已能理解他所承受的痛苦，甚至給他講了曾經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曾是段祺瑞內閣中的司法總長，而梁思成的父親梁啟超曾作過熊希齡內閣的司法總長，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結合，可以說是門當戶對。後來曾有人把他倆的婚姻媲美李清照與趙明誠的美滿婚姻，說：
“如果用梁思成和林徽因終生癡迷的古建築來比喻他倆的組合，那麼，梁思成就是堅實的基礎和梁柱，是宏大的結構和支撐；而林徽因則是那靈動的飛簷，精致的雕刻，鏤空的門窗和美麗的闌額。他們是一個厚重堅實，一個輕盈靈動。他們的組合無可替代。”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婚姻中，林徽因也曾有過情移金嶽霖的經曆。當梁思成從外地回來，林徽因便很沮喪地告訴他：
“我苦惱極了，因為我同時愛上了兩個人，現在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梁思成聽後非常震驚，一夜無眠翻來覆去，第二天一早對林徽因說：“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選擇了老金，我祝願你們永遠幸福。”
“我把這些話如實轉述給金嶽霖，他說：‘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從此，我們再不提這事，三人仍是好朋友，不但在學問上互相討論，每次思成與我吵架，都是金嶽霖做仲裁，把我們糊塗不清的問題給弄明白。”
沈從文告辭回家，夜色已濃，林徽因拿起筆來，給美國的好友費慰梅寫信：
“這個安靜、善解人意、多情又堅毅的人，一位小說家，又是如此一個天才，他使自己陷入這樣一種感情糾葛，像任何一個初出茅廬的小青年一樣，對這種事陷入絕望。他的詩人氣質造了他的反，使他對生活和其中的衝突茫然不知所措，這使我想起了雪萊，也回想起誌摩與他世俗苦痛的拚搏。可我又禁不住覺得好玩。他那天早晨竟是那麼的迷人討人喜歡。而我坐在那裏，又老又疲憊地跟他談，罵他，勸他。和他討論生活及其曲折，人類的天性、其動人之處和其中的悲劇、理想和現實。”
就在林徽因寫信說沈從文時，他也伏在桌案上寫第一篇《主婦》。寫完後便按林徽因的意見跑去蘇州好話說了一籮接回張兆和，一晃，時間又過去了近十年。天亮時，第二篇《主婦》終於完稿，沈從文放下手中的筆，心態和九年前相比，發生了天大的變化。
“到天明時走到村子外邊去，越過馬路，躺到帶露水的荒墳間，頭中發眩，覺得十分悲戚，總想事如可能，應當到回北平時改一小小職業，不再做這種費神不見好的工作，一家也會過得日子稍好些。”
9月9日慶祝餐過後，當朋友們都走了時，沈從文將通宵達旦寫完的《主婦》送給張兆和，作為“紀念禮物”。張兆和讀著這第二篇《主婦》裏的話，心裏雖然有些淒涼，但更多的卻是淒涼背後的溫暖，沈從文似乎要從理想回到現實，至少他有這樣的願望。
日本人投降在秋天，過去後冬天就來了。沈從文還是不那麼現實，在昆明的冬天剛開始時，聞一多又來了，還邀了吳晗一起來。這次倆人專訪沈從文，是勸他加入中國民主同盟的。
中國民主同盟主要由從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學技術工作的高、中級知識分子組成，與中國共產黨關係親密，1945年10月剛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了“反對獨裁，要求民主；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政治主張。
由於對黨派政治的反感，沈從文婉言地拒絕了。聞一多和吳晗失望地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