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說！我知道，強奸罪要親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槍麵前，誰敢親自控告？沒有反抗？三個輪奸，怎麼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適於戰區現狀嗎？我們出兵不是號稱'聖戰'嗎？這是個'聖戰'的樣子嗎？"（陳道闊《長河落日·武漢會戰紀實》）
就是這個後來晉升為侵華日軍總司令的岡村寧次，在其晚年的的回憶錄中，專門有一章節以《貫徹愛民方針》為題，記載了1940年2月召開的一次師團長、參謀長會議，他的參謀長講的一段話：
"縱然基於戰鬥上的需要，將房屋焚毀後，不論如何進行宣撫工作，亦毫無效果；反之，既不焚屋，亦不掠奪強奸，而進行宣撫工作的地方，當敵人發動攻勢作戰時，當地居民，亦均繼續表示好感，而協助搬運物資；但前者的場合，敵人來襲時，居民通敵，於我不利，到現在始痛感需遵守軍司令官的愛民方針。"
當地居民表示好感，協助軍隊搬運物資，這頗有點像共產黨描繪的"軍愛民，民擁軍"的景象。這是神話嗎？是侵略者一廂情願的幻想嗎？--不是。1942年至1943年春，日軍進攻河南，當地民眾主動為日軍帶路，甚至幫助日軍繳中國軍隊的槍。僅此一役，就有五萬中國士兵被自己的民眾繳了械。（劉震雲《溫故一九四二》）
近年中國有首流行歌（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主題歌）中唱道："天地之間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兩軍對壘，當中國軍隊在民眾饑餓難捱，掙紮在生死線時，仍隻顧橫徵暴斂，毫不體恤；而日本軍隊趁機收買人心，發放軍糧救濟百姓。中國駐軍把城周十數裏地的農作物放馬蹂躪，士兵進村強索一切供應，稍有不遂，武力隨之，更濫征民間車馬人力，弄得怨聲載道，家破人亡；毗鄰的日軍則用現金雇工人築路，不但不侵擾百姓，還施以小恩小惠。在這種情況下，"秤砣"於是向侵略者那邊傾斜，什麼"民族大義"，"愛國情操"，竟通通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在"秤杆"上壓不起足夠的分量。
對老百姓而言都是"官軍"
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對於老百姓來講都是"官軍"。如果你殺人放火強奸搶劫，不顧百姓死活，你就是強盜、土匪；如果你尊重民眾，友好相待，你就是仁義之師。我們可以指責這條簡單的法則近乎"淺薄和愚昧"，卻又沒有任何其他一條"深刻和智慧"的法則比它更接近曆史的事實。有人認為：在絕對正確的愛國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本主義。孟子曰："民為本，而社稷次之。"我非常讚成這個觀點。進一步說，我認為國家利益應該高於黨派利益，而民生利益又應該高於國家利益。
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適，也曾寫過一首詩《你莫忘記》，借一位老人之口表達他的人本思想：
我的兒，我二十年教你愛國，──
這國如何愛得！
你莫忘記：
這是我們國家的大兵，
逼死了你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槍斃了高升！──
你莫忘記：
是誰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誰把你的老子打成了這個樣子！
是誰燒了這一村，──
哎喲！──火就要燒到這裏了，──
你跑罷！莫要同我一起死！──
回來！──
你莫忘記：
你老子臨死時隻指望快快亡國：
亡給'哥薩克'，亡給'普魯士'，──
都可以，──
人總該不至──如此！──
胡適的這首詩發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號上，大約為1918年。"我們國家的大兵"指的是軍閥部隊，而亡國的假想敵則是哥薩克、普魯士。不過不論放在什麼時代什麼地方，意思都是一樣的。抗日戰爭無疑是神聖和偉大的，但沒有任何人、任何黨派、任何國別和民族、任何軍隊有理由殘害百姓，不顧及人民的利益。
中國軍隊帶來的水深火熱
看幾個例子：
1938年6月9日，為了阻擋中原日軍西進，國軍在河南鄭州東北郊花園口炸決黃河大堤放水。洪峰突發，奪路東去，其咆哮洶湧之狀據說超過曆史上任何一次黃河決口。豫、皖、蘇三省44縣市受災麵積一萬三千平方公裏，受災人口一千二百五十餘萬，三百九十多萬人流離失所，九十萬人死於非命，財產損失不計其數。人民付出慘重的代價，"戰果"又如何呢？日軍土肥原的第14師團一部分被困於中牟，經工兵接應耗費三天結集到開封；中島的第16師團一兩萬人陷在黃泛區，經航空兵團空投物資救援，終於度過難關。——如此而已。黃河畢竟沒有像大合唱中歌頌的那樣，"發出憤怒的吼聲淹沒侵略者"。它的流量太小了，隻有珠江的八分之一，隻能淹沒那些沒有航空部隊和工兵部隊救助的中國老百姓。一個歪點子，死掉九十萬人，這個數字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