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哲學史》台北版自記
這本《中國古代哲學史》就是我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民國七年九月寫成付印，民國八年二月第一版出版。今年是民國四十七年，這部書出版以來，整整三十九年了。台北商務印書館現在用“萬有文庫”的五號字本《中國古代哲學史》重印，仍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名稱。我做了一個正誤表，附在卷尾。
“萬有文庫”本是民國十八年用五號字重排的（原書是用四號字排的）。那時候，我在上海正著手寫《中國中古思想史》的“長編”，已決定不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中》的名稱了。所以當時“萬有文庫”的編輯人要把我的哲學史上卷收在那部叢書裏，我就提議，把這個五號字重排本改稱《中國古代哲學史》。我的意思是要讓這本《中國古代哲學史》單獨流行，將來我寫完了《中古思想史》和《近世思想史》之後，我可以用我中年以後的見解來重寫一部《中國古代思想史》，我不預備修改這本《中國古代哲學史》了。
我現在翻開我四十年前寫成的這本書，當然可以看出許多缺點。我可以舉出幾組例子：（一）我當時還相信孔子做出“刪詩書，訂禮樂”的工作，這大概是錯的。我在正誤表裏，已把這一類的話都刪去了。（二）我當時用《列子》裏的《楊朱》篇來代表楊朱的思想，這也是錯的。《列子》是一部東晉時人偽造的書，其中如《說符篇》好像摘抄了一些先秦的語句，但《楊朱》篇似乎很不可信。請讀者看看我的《讀呂氏春秋》（收在《胡適文存》三集）。我覺得《呂氏春秋》的《本生》、《重己》、《貴生》、《情欲》諸篇很可以表現中國古代產生的一種很健全的個人主義，大可以不必用《列子》的《楊朱》篇了。《呂氏春秋?不二》篇說“楊生貴己”，李善注《文選》引作“楊朱貴己”。我現在相信《呂氏春秋》的“貴生”“重己”的理論很可能就是楊朱一派的“貴己”主義。（三）此書第九篇第一章《莊子時代的生物進化論》，是全書裏最脆弱的一章，其中有一節述《〈列子〉書中的生物進化論》，也曾引用《列子》偽書，更是違背了我自己在第一篇裏提倡的“史料若不可靠，曆史便無信史的價值”的原則。我在那一章裏述《〈莊子〉書中的生物進化論》，用的材料，下的結論，現在看來，都大有問題。例如《莊子?寓言》篇說：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知其倫。是謂天均。
這一段本不好懂。但看“始卒若環，莫知其倫”八個字，這裏說的不過是一種循環的變化論罷了。我在當時竟說：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此十一個字竟是一篇“物種由來”。
這真是一個年輕人的謬妄議論，真是辱沒了《物種由來》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
我現在讓台北商務印書館把我這本四十年前的舊書重印出來，這是因為這本書雖然有不少缺點，究竟還有他自身的特別立場、特別方法，也許還可以補充這四十年中出來的幾部中國哲學史的看法。
我這本書的特別立場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個學派的“名學方法”（邏輯方法，即是知識思考的方法），認為這是哲學史的中心問題。我在第八篇裏曾說：
古代本沒有什麼“名家”。無論哪一家的哲學，都有一種為學的方法。這個方法便是這一家的名學。所以老子要無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說“言有三表”，……這都是各家的“名學”。因為家家都有“名學”，所以沒有什麼“名家”。
這個看法，我認為根本不錯。試看近世思想史上，程、朱、陸、王的爭論，豈不是一個名學方法的爭論？朱晦庵把“格物”解作“即物而窮其理”，王陽明把“格物”解作“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這豈不是兩種根本不同的名學方法的爭論嗎？南宋的朱陸之爭，當時已認作“尊德性”與“道問學”兩條路子的不同——那也是一個方法上的爭執。兩宋以來，“格物”兩個字就有幾十種不同的解釋，其實多數也還是方法上的不同。
所以我這本哲學史在這個基本立場上，在當時頗有開山的作用。可惜後來寫中國哲學史的人，很少能夠充分了解這個看法。
這個看法根本就不承認司馬談把古代思想分作“六家”的辦法。我不承認古代有什麼“道家”、“名家”、“法家”的名稱。我這本書裏從沒有用“道家”二字，因為“道家”之名是先秦古書裏從沒有見過的。我也不信古代有“法家”的名稱，所以我在第十二篇第二章用了“所謂法家”的標題，在那一章裏我明說：“古代本沒有什麼‘法家’。……我以為中國古代隻有法理學，隻有法治的學說，並無所謂‘法家’。”至於劉向、劉歆父子分的“九流”，我當然更不承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