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推翻“六家”、“九流”的舊說，而直接回到可靠的史料，依據史料重新尋出古代思想的淵源流變：這是我四十年前的一個目標。我的成績也許沒有做到我的期望，但這個治思想史的方法是在今天還值得學人的考慮的。
在民國六年我在北京大學開講中國哲學史之前，中國哲學是要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講起的。據顧頡剛先生的記載，我第一天講中國哲學史從老子、孔子講起，幾乎引起了班上學生的抗議風潮！後來蔡元培先生給這本書寫序，他還特別提出“從老子、孔子講起”這一點，說是“截斷眾流”的手段。其實他老人家是感覺到他應該說幾句話替我辯護這一點。
四十年來，有些學者們好像跑在我的前麵去了。他們要進一步，把老子那個人和《老子》那部書都推翻，都移後兩三百年。他們講中國哲學思想，要從孔子講起。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就是這樣辦的。馮先生的書裏，先講了孔子、墨子、孟子、楊朱、陳仲子、許行、告子、尹文、宋、彭蒙、田駢、慎到、騶衍及其他陰陽五行家言——到了第八章才提出“《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學”。
馮先生說：
《老子》一書，……係戰國時人所作。關於此說之證據，前人已詳舉（原注：參看崔東壁《沫洙泗考信錄》，汪中《老子考異》，梁啟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茲不贅述。就本書中所述關於上古時代學術界之大概情形觀之，亦可見《老子》為戰國時人之作品。蓋一則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故《老子》不能早於《論語》；二則《老子》之文體，非問答體，故應在《論語》、《孟子》後；三則《老子》之文為簡明之“經”體，可見其為戰國時之作品。此三端及前人所已舉之證據，若任舉其一，則不免有為邏輯上所謂“丐詞”（Begging the question）之嫌。但合而觀之，則《老子》之文體、學說，及各方麵之旁證，皆指明其為戰國時之作品，此則必非偶然矣。（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民國三十六年增訂八版，頁二一○）
馮先生舉出的證據實在都不合邏輯，都不成證據。我曾對他說：
……積聚了許多“邏輯上所謂‘丐詞’”，居然可以成為定案的證據！這種考據方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書喊一聲“青天大老爺，小的有冤枉上訴！”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證人自己承認的“丐詞”，究竟是“丐詞”，不是證據。
這是我在二十五年前說的話。我到今天，還沒有看到這班懷疑的學人提出什麼可以叫我心服的證據。所以我到今天還不感覺我應該把老子這個人或《老子》這部書挪移到戰國後期去（留心這個問題的人，可以看看我的《評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及附錄。這些文字收在《胡適論學近著》，頁一○三以下；即台北版《胡適文存四集》，頁一○四以下）。
二三十年過去了，我多吃了幾擔米，長了一點經驗。有一天，我忽然大覺大悟了！我忽然明白：這個老子年代的問題原來不是一個考據方法的問題，原來隻是一個宗教信仰的問題！像馮友蘭先生一類的學者，他們誠心相信，中國哲學史當然要認孔子是開山老祖，當然要認孔子是“萬世師表”。在這個誠心的宗教信仰裏，孔子之前當然不應該有個老子。在這個誠心的信仰裏，當然不能承認有一個跟著老聃學禮助葬的孔子。
試看馮友蘭先生如何說法：
……在中國哲學史中，孔子實占開山之地位。後世尊為惟一師表，雖不對而亦非無由也。由此之故，此哲學史自孔子講起。（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二九）
懂得了“雖不對而亦非無由也”的心理，我才恍然大悟：我在二十五年前寫幾萬字的長文討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真是白費心思，白費精力了。
1958年1月10日 在紐約寓樓